
苏轼《表忠观碑》。

钱镠、钱俶二王批牍合卷(局部)。

鎏金银阿育王塔。

五代彩绘石雕武士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鎏金双凤纹银盘。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当电视剧《太平年》的故事徐徐落幕,观众追寻五代十国烽烟的脚步,踏入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走进近日启幕的“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本次展览采用三期轮换的方式展陈,首期“吴越初兴”展出文物300余件,展期将持续至11月。
一部热播剧,搭建起大众通往吴越历史的情感桥梁;而自全国各馆集结而来的珍贵文物,则褪去戏剧的华服与滤镜,铺展五代十国烽烟四起的历史地图,解读那个乱世中东南一隅影响深远的生存答卷。这场影视IP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亦是一次文博与影视的创新携手。透过展柜中的文物,我们得以回望钱氏三世五王精心经营下的吴越国,读懂刀兵四起的年代里文化交融的密码,看见中华民族对安宁与统一亘古不变的向往。
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五代十国,常被视作盛唐落幕之后一段破碎而纷乱的历史暗夜。中原政权轮番更迭,南方诸国彼此攻伐,无数百姓颠沛流离。可就在这样一片乱世图景之中,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却奇迹般地创造出近百年少见大规模兵戈的安宁岁月。当四方群雄竞相磨刀、争霸中原之时,吴越钱氏凭什么能守住江南,打造一方乱世乐土?
展厅中,一件件跨越千里集结而来的文物,尝试拼出历史答案的拼图。走入展厅第一单元“乱世”,时代的底色扑面而来。五代时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武士浮雕自冀州(今河北地区)远道而来,明光铠纹路清晰,彩绘依旧鲜亮。
威武肃穆的护法武士造型,是那个时代武力至上的真实注脚。放眼当时天下,各路节度使依靠武力割据自立,竞相扩军备战。但吴越开国君主钱镠自杭州八都兵起家、站稳两浙之后,并没有走上武力扩张、问鼎中原的老路。
展厅展出的浙东道观察使裴肃进奉鎏金双凤纹银盘,恰好与武士浮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件诞生于晚唐的银器,自浙东道启程送往中原,铭文清晰记录了南方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维系联系的进奉传统。百年之后,钱氏一族继承“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祖训,主动向朝廷进贡,以贡物与沟通表达忠顺和对太平的渴念。
这种大局观,亦藏在展厅一组五代钱币之中。彼时,十国政权大多自行铸造货币,不同形制、不同材质的钱币流通于市,大钱泛滥,通胀频发。观众细细搜寻却会发现,偌大的展柜,找不到一枚吴越国独立铸造的年号钱。
富庶江南不缺铜矿,不乏技艺娴熟的铸匠,吴越国却长期沿用唐代开元通宝,主动放弃铸造专属钱币这一彰显独立政权的标志。政治上不争名号,经济上不刻意割裂南北商贸体系。数十年后,钱弘俶与宋太祖商议货币兑换时的思虑,与钱镠立国之初的抉择一脉相承。这种向内收敛、向外融通的生存智慧,让两浙大地避开无数兵燹,为文明存续预留出珍贵的空间。
跨过乱世烽烟,展厅第二单元“封疆”,记录下钱氏扎根江南、经营乡土的漫长岁月。《钱镠、钱俶二王批牍合卷》静静铺陈,8米长卷留存两代吴越王亲笔文书,笔墨之间承载着吴越王室政教共治的治理底色。
而四件自西湖底打捞出的投龙银简,更是直击人心。钱镠数次投简于湖水之中,向天地祈愿国泰民安、风雨调和。筑海塘、修水利、垦荒田,钱氏一族把精力放在民生建设而非对外扩张之上。当中原饱受战火蹂躏之时,江南水利渐成体系,农耕持续发展,手工业稳步兴盛。政权的边界,不再仅仅依靠城墙与军队守护,更依靠安稳民生构筑起人心防线。
纳土归宋,天下同宁
如果说“保境安民”是吴越立国之本,那么第三单元“交融”展现的,便是吴越国能够长久立足的底气。
五代时期,海路渐兴,吴越国依托沿海港口打通海上丝路,史料所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正是其时商贸繁荣的写照。展柜之中,越窑秘色瓷漾出千峰翠色,“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不再停留于古籍文字。温润雅致的秘色瓷,不仅供给江南本土,更沿着海路销往海内外;金银器、丝绸源源不断向外流通,而域外物产和文化也顺着航线涌入两浙。海上航道,不只是商贸通道,更是文明往来的廊道。
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从未中断。吴越国持续向中原输送物产、工匠和典籍,中原的工艺、思想、礼制也不断传入江南。吴越国始终以开放姿态拥抱南北、联通海内外。这种交融不是单向的接纳,而是双向的互鉴。江南本土的审美与技艺持续向外传播,中原的制度与思想在此落地生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在分裂时代依旧生生不息,吴越国正是生动样本。
沿着展线前行,第四单元“乐土”徐徐展开,也抵达本次展览思想内核的落脚点。何为乐土?乐土从来不是封闭独立、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百姓免于战乱流离,文明得以延续传承。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鎏金银阿育王塔华美庄严,北宋《开宝藏》佛经墨色沉静。佛教在吴越得到扶持发展,众多寺院、经幢、石窟陆续营建。钱弘俶大力复兴佛法,背后更深层的追求,是以教化安定人心。
这片东南乐土,最终走向“纳土归宋”。钱氏选择放下割据王权,以和平方式完成疆域统一,实现天下同宁。苏轼的《表忠观碑》残石展品,将这份抉择永久镌刻。北宋建立之后,杭州知州上书朝廷,请求修建表忠观纪念钱氏功绩,苏轼撰文记录吴越往事。新朝为消亡的割据政权树碑立传,足以证明,钱氏“纳土归宋”的选择,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权纷争,契合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向往太平的共同价值。
百川汇海,四海归一
很多观众因电视剧《太平年》走进展厅,带着追剧时形成的印象寻访文物。展厅中,“陌上花开”感应装置、复刻的历史场景,打通了荧屏与现实的边界。更为巧妙的是,展览创构的“历史文物主线+影视沉浸主线”双展陈体系,实现了严肃史学叙事与大众文艺叙事的互补。
走出展厅,“吴越三十景”文旅路线延伸至城市街巷,钱王祠、功臣塔、梵天寺经幢散落于山水之间,博物馆内的历史,化作可以行走、触摸的城市记忆。一条“剧集引爆—文博支撑—文旅转化”的路径,让尘封千年的吴越文化,抵达更广泛的受众。
长久以来,大众历史叙事偏爱群雄争霸、金戈铁马的故事。吴越国近百年历史,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视角。在动荡分裂的时代,有强者选择征战四方争夺天下,也有智者选择守护一方生民,静待四海归一。钱氏一族深知,一隅的安宁,终究依托于天下安宁;局部的太平,无法长久脱离大一统格局。保境安民不是长久偏安,积蓄力量不是图谋称霸,最终目标是等候时机促成海内一统。“以离乱始,以太平终”,这句流传甚广的感慨,精准概括了吴越国的历史宿命。
纵观中华文明进程,大一统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主流趋势。乱世之中,也总有区域文明承担起保存文脉的使命。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保存华夏典籍;安史之乱后,江南持续开发;五代时期,吴越守护东南文脉。吴越主动维系南北交往、吸纳多元文化、坚持和平归宋的抉择,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生动的历史佐证。
器物无言,历史有声。那些陈列在展柜里的秘色瓷、银简、文书、造像,记录着一段割据岁月里文化交融的传奇,更向后世昭示一个朴素真理:真正长久的太平,来自民心安定,来自文明互通,来自百川汇海、四海归一。当不同地域的文化彼此接纳、交融共生,当所有人共同向往安宁,太平盛世,终将如约而至。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李治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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