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承故事】潘朝霖:文化寻根,与水书结缘60余载
来源:中国民族报 吴欣 发布日期:2019-07-09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潘朝霖(左一)在独山县调查水书 吴欣供图  

  丹寨县水书师潘广礼(右)向潘朝霖解读祖藏水书 吴欣供图

  文化寻根,与水书结缘60余载

  今年4月,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潘朝霖再次登上讲台,神采飞扬地为贵州民族大学的学生们讲述历史悠久的水书文化。为了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走近更多的年轻人,潘朝霖的课堂已不再局限于学术圈。只要有人喜欢听,他就愿把研究成果同大家分享。

  年逾七旬的潘朝霖,与水书已结缘60余载。水书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符号系统,是记载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法学等古老文化的典籍,可谓水族的“百科全书”。它主要靠手抄、口传流传至今,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据专家研究考证,目前在水书中发现的水族古文字约有800多个,加上异体字,水族古文字目前有2500个。2006年,“水书习俗”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技傍身,从小埋下水书文化的种子

  1947年,潘朝霖出生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州乡一个水族村寨。12岁时,父亲带他拜水书先生潘玉印为师学习水书。“我父亲是农民,没有什么文化,曾受够被克扣工钱的苦。他让我学习水书,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潘朝霖说。

  1960年,上初中的潘朝霖辍学回家。次年,在父亲“要有一技傍身”的想法鼓舞下,他又拜私塾班的水书师谢吉章为师,深入学习水书。日积月累,他领略到水书的独特魅力,逐渐爱上水族传统文化,并萌发了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念头。“如果我没有出来上学,不参加工作,我或许就是一名水书先生了。”潘朝霖说。

  在深入学习水书的过程中,潘朝霖越来越感到知识储备的不足,暗下决心要提高文化水平。1963年,他考入贵定师范学校。

  1978年,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到偏远的民族地区。潘朝霖意识到抢救民族文化的好时机来了,便和其他7位水族文化人士一起,向上级单位反映请求抢救水族文化。很快,三都县民族文史研究组成立,作为其中一员,潘朝霖从此走上了水族文化的研究之路。

  1984年,潘朝霖考入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阶梯。

  一生牵挂,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水书

  大学毕业后,潘朝霖留校进入民族研究所工作,研究水族文化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先后拜访了80多位水书先生,浏览了数不清的水书;他在教书育人、著书立作的同时,走遍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区,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水书珍本。多年来,他自费收藏水书近千卷,拍摄水族文化照片近3万张,搜集、翻译、发表水族民间故事70多篇,水族歌谣、祝咒2000余行。

  2003年,潘朝霖在寻找水书的过程中发现,三都县普安镇阳偏寨“水书世家”潘正才收藏的水书彩绘图画文字孤本《阴阳吉凶》,系潘正才的父亲潘玉荣所抄。这本水书所绘的图画所用色彩多达五六种,色彩的丰富大大超过其他水书图画抄本,研究价值非常大。为此,潘朝霖多次上门征集,但都没有成功。遗憾的是,2004年10月阳偏寨发生火灾,这本水书珍本被烧毁,这让潘朝霖非常痛心,也更坚定了他加快搜集水书珍本的决心。

  2005年以后,潘朝霖开始走村串寨调查水书,个人出资从民间搜集水书文献。由于有的村寨偏远,路况不佳,他只能请人以摩托车送行,摔下摩托车是常有的事儿。

  一次,潘朝霖和三都县都江镇水书师潘公家在晒楼上研究水书,年久失修的晒楼突然塌了,幸好木楼只有一层楼高,两人只是被刮伤,没有危及生命。说起收集水书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和危险,潘朝霖开玩笑地说,一路能够平平安安,可能多亏了水书创始人六铎公的佑护。

  潘朝霖在水族聚居地区搜集到5部水书,由于书中古文字很多,天文历法内容丰富,难以释读。他先后多次深入到水族村寨请求水书师破译,但都没有找到理想答案。眼看水书就会变成死亡文字,他非常心痛。

  为了破解水书文化的不解之谜,在2008年的水家学会年会上,潘朝霖自费悬赏10万元,寻找能破译这5本水书的人,希望有人把民族文字挽救过来。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5部水书还没有人能够破译。

  一种责任,只为挽救民族文化瑰宝

  水书是伴随水族先民南迁融入百越民族而发展的古老文字,靠一代又一代的水书师通过口传、手抄的形式流传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学习水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水书的传承出现“断层”。

  “如果只是将水文文献搜集后藏于库房,而没有传承研究,无论保存条件有多好,也都是静态封存的‘临终关怀’。” 潘朝霖说。

  今年,已有韩荣祖、韦光礼等5位老水书师相继谢世。“每位水书先生,就是一座水族文化知识的‘活宝库’。一位水书先生过世,就是一座活态图书馆的湮没。现在,精通水书的人越来越少,保护传承的压力越来越大。”潘朝霖说。

  经过努力,2005年,教育部批准贵州民族大学开设水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并成立了水书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成立了水书文化研究院,潘朝霖作为学术顾问,协助巴蜀书社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160册的巨著《中国水书》,并为之撰写了长达4万字的导读;2007年,贵州民大水族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开始招生。在潘朝霖等人的带动下,目前该校的水书文化研究团队初具规模,有高级职称专家7人,博士5人,硕士3人,团队出版了30多部水书研究成果。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这一年,辑录水族古文字1500余字的“水书碑林”建于三都县三洞乡水根村的怡心园,潘朝霖受邀撰写碑文。“水书碑林”是目前辑录水族古文字最多的碑刻,成为研究水书的重要资料。

  2008年,国务院发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潘朝霖所藏清嘉庆抄本《九星诵读》赫然在列,成为第一本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水书珍本。当年,全国只有两部私藏古籍入选,另一部是著名藏书家韦力芷兰斋的珍品——辽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残卷。

  为了让精心搜集到的水文古籍能够妥善保存,更好地传承水族文化,潘朝霖陆续将私人收藏的水文古籍捐赠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539册、捐赠人文科技学院230多册。“国家和学校如此重视民族文化、地方文献,作为水族的一员,我也应该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潘朝霖说。

  随着国家对民族古籍的重视,水书抢救、保护、整理和研究的春天到来了。2014年之后,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相继成立了“贵州世居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贵州民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系统地开展了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献的采编、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和数字化工作。自此,水书文献保护开始摆脱“临终关怀”的窘境,逐步进入“自觉传承”的新时代。

(编辑:张雪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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