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吉才让和他帮扶的多民族家庭
来源:《中国民族报》 高凯 发布日期:2020-04-11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道吉才让(右)在甘尼村与贫困户交流脱贫致富计划。梁文勤摄

道吉才让(中)走访贫困户,并一起交流脱贫发展思路。 梁文勤摄

甘尼村特色养殖产业贫困户喜获分红。梁文勤摄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单位)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还有许多多民族小家庭。家庭成员中有汉族、回族和藏族等。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这是为探寻道吉才让帮扶多民族家庭的故事,我走进临潭后最真切的感受。

  ■ 团结的多民族大家庭让人骄傲,和睦的多民族小家庭更是让人羡慕

  团结的多民族大家庭让人骄傲,和睦的多民族小家庭更是让人羡慕。临潭的多民族家庭,遍布全县的16个乡镇。在见到道吉才让之前,我先了解了不少各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例。

  马富春家是我走进的第一个多民族小家庭。“好之啦,好之啦(你好,你好)!”看马富春忙得放不下手里的电话,扎西就连忙把我们往屋子里迎。马富春是回族,妻子扎西是藏族,已故的父亲是回族,而健在的母亲是汉族,马富春还有3个兄弟姐妹,所以这是一个拥有回、藏和汉3个民族两代人的多民族之家。喜结连理的回、汉父母,是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开始。我与马富春和扎西聊天时,马富春的母亲何以代一直站在窗子外面听着,我就起身把老人请了进来,问她怎么和马富春父亲认识的。她笑了笑,说了一句标准的汉语“就那样嘛”。之后就不再言语,只是坐在一旁认真地听着我们说话。不过,我们从她儿子的婚姻不难想象她们那代人的婚姻轨迹,大致不外乎采挖虫草、贩牛羊皮甚至“走牛帮”这样一些往返青藏线或川藏线的艰辛经历,只不过是时间更为久远罢了。

  马富春当年跟着父亲马永祯在西藏江达县做生意时认识了扎西,父亲和扎西家是生意上的合伙人。马家在江达县城开了一个兼顾虫草买卖的小卖部,而扎西家给他家提供货源。马富春说,忙活的时候,扎西经常给他家看铺子哩。一来二去,在两家的生意往来中,马富春和扎西就有了感情,后来经大人一撮合,两个人就成了一对子。

  我先问扎西,为什么要嫁给马富春,扎西说,“他对我好。”马富春的这一点,只有扎西知道,外人很难看出来。我又问马富春,喜欢扎西什么,马富春说,扎西善良、诚实,对哪个人都好。扎西的这一点,我一进门就感觉到了,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扎西待人热情而又得体,与我交谈时一直面带着和善的笑容。

  一个和睦的家庭让马富春一家渡过了难关。二人结婚后,凡事都是商量着来,从来没有吵过架。他们家成为低保户是因为父亲得了白血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马富春说,父亲最后走时,家里只剩下1000元钱。于是,在3万元扶贫资金的支持下,他和扎西又从头再来。这几年,扎西每年回西藏挖虫草,而马富春则贷款买了一辆小面包车在川藏线上跑客运。

  ■ 在一个深度贫困的地方扶贫,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高度

  有多民族贫困家庭,就有“多民族扶贫干部”。采访中,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位集多个民族村庄扶贫经历于一身的扶贫干部,他就是先后在一个汉族聚居村、一个藏族聚居村和一个回族聚居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达6年之久的藏族干部道吉才让。这位只有34岁的年轻人,2012年起在舟曲县坪定乡柳坪村扶贫,2015年起在合作市佐盖曼玛乡克莫村扶贫,2018年10月起到了临潭县古战乡甘尼村扶贫。

  临潭县的扶贫干部都知道,道吉才让到古战乡甘尼村扶贫是前来救火的。在道吉才让之前,他的前任因帮扶不力被甘肃省委组织部通报之后召回去了,之所以派他来,是因为他在以前的汉族村和藏族村扶贫成绩显著,带领整村群众麻利地脱贫了。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是深得信任;另一方面,他是临危受命。

  古战乡,在藏语里叫“古尔占”,意为“大帐篷”。一种“字思维”习惯,再一次支持了我的“望文生义”,让我没有考证就接近了它的含义——这个乡与驻守边关的部队安营扎寨有关。在从县城到甘尼村十几分钟的路上,沿途我见到了不少的古城墙和烽燧。所以,经过在史册里求证之后,证实这里就是一个古战场,而甘尼村曾经是那些城墙和烽燧之下一个大帐篷遍地的营地。古老的时光还是存在的,我们似乎穿越了一段交错重叠的历史光阴。

  如今的古尔占又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那天一大早,我在甘尼村见到了“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及村里的几个扶贫干部。因为受一路短暂的“时光穿越”感觉的影响,道吉才让给我的第一印象竟然是一个古时的赳赳武士,一身虎气,血气方刚。看来,这的确是一员攻坚克难的扶贫猛将。但是,在接下来我们一起与一些村民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不只是外刚,还有难能可贵的内柔——内宇宙丰富着呢。其实,道吉才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模样的确像一个干部,但他的姿态却不像一个“干部”,因为他的两只手不是插在衣兜里或者背在身后,他的脚步也不是“浪走(转悠)”“浪去(逛逛)”那样慢慢腾腾,而是嘴巴和手脚都在为工作忙活着,言行始终保持着一致。

  道吉才让接手的甘尼村的扶贫工作,在全县乃至在甘南州都是一个位居第一的烂摊子,贫困面高达29.7%。他刚来时,村委会连会都开不起来,一开会就是争吵。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道吉才让抬起脚,挨家挨户走访、摸底、宣传。通过深入的调研,他终于发现甘尼村贫困的症结在哪里。从客观方面看,原因和临潭的其他乡村都是一样,诸如自然条件差、耕地面积少、交通不便、没有脱贫产业和思想观念落后等;从主观方面看,却是干部没有把扶贫政策讲透彻、落实不到位,群众对扶贫政策“艾莱百来(糊里糊涂)”的,而一些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的群众,由此与享受扶贫政策的人产生矛盾,甚至对扶贫政策有消极对抗心理。

  在一个深度贫困的地方扶贫,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高度。从几个正在慢慢爬起来的贫困户身上,我们不难看出甘尼村扶贫工作的艰难和“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的扶贫力度。

  发展产业是脱贫的长久之计。这些年,甘尼村唯一的产业优势就是种青稞,一亩产300多斤呢。甘尼村的青稞似乎就是在等待道吉才让的到来。道吉才让从青稞的产业链看到了甘尼村的希望。他先找到了村里日子过得最“捏涨(可怜)”而又急需帮助的张永忠,鼓励其带头搞一个商贸综合体。这当然是张永忠做梦都在想的事,但是张永忠没有一分钱呀。为了扶持这个穷人,道吉才让先从单位争取了5万元,然后帮忙给贷了5万元,然后争取了天津东丽援建资金8000元,然后又争取到“五小产业资助”资金5000元,最后看还是不够,他个人又给掏了8000元,共计12.1万元。有了这笔钱,他又把张永忠与另外4个贫困户组合在一起,成立“云间沃野”合作社,选地址,建厂房,购设备,进行青稞深加工,生产杂粮制品“麦素”。产品有了第一个订单之后,他又在临潭县城租赁了一个铺面,动用自己原来在藏族村的扶贫资源,将合作市的“南锣牧场畜特产店”3个店铺与其连成一个销售链;与此同时,他还与临潭县杨家桥的“蚂蚁电商”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其平台促销甘尼村的杂粮产品。这些破烦事,一路的手续都是道吉才让亲自跑下来的,其中点点滴滴的辛苦,张永忠他们当然也知道。

  道吉才让之所以这样死心塌地帮扶张永忠,是因为张永忠已经穷得到了“吃不住”(坚持不住)的地步,可谓山穷水尽。张永忠是一个“穷二代”,父母在世时给兄弟几人分家,他只分到5亩地和一辆旧自行车。张永忠家里有6口人,除了他们两口子,还有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张永忠家竟遭遇过5次车祸。10年前,他儿子张尔沙利用5000元的扶贫资金,去学开车并考取了驾驶证。但是,车似乎是张尔沙的死对头,从2008年到2016年的8年间,他先后遭遇了4次车祸:第一次,18岁的他开着一辆货车到四川雷达山拉马,路上车被撞了,车翻下山坡后,他的盆骨被车上的马撞成了粉碎性骨折;第二次是2011年,他骑的摩托车与另一辆摩托车相撞,他被撞成脑震荡;第三次是2013年,他在街道边“冈趟”(徒步走)的时候,被一辆从后面驶来的轿车给撞了;第四次是2016年,26岁的他乘车出了事故,司机当场被撞死,而他则是耳膜出血,侥幸活了下来。大难不死的张尔沙,浑身都是伤疤,却从此与车有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临潭县一所驾校的教练。第5次车祸发生在张永忠的妻子身上,时间是2016年,也就是张尔沙遭遇第4次车祸的那一年,一年之中一个家里遇到了两次车祸,真是祸不单行呀。如今,张永忠似乎已经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讲述自己的这些灾难时竟然面带笑容。

  否极泰来,平安就是福。现如今,因祸致贫的张永忠一家遇上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遇上了“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好日子也越来越有盼头。

  甘尼村的马马力克是道吉才让另一个帮扶对象。2017年7月18日,因为多种罪行被判入狱多年的马马力克刑满释放,并回到了故乡甘尼村。他把这一天称作自己的重生日。

  了解了马马力克的故事,我内心已经没有憎恶。童年时代的马马力克是一个命比黄连还要苦的孩子。他出生刚刚4个月的时候,父母离异,又聋又哑的奶奶抚养了他。7岁时,奶奶去世后,他就开始到处流浪,以讨饭为生,经常睡在街道边的水泥地上,吃的是别人吃剩下的饭菜。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刑满释放后,甘尼村的人没有把他拒之门外。

  马马力克当然也遇上了道吉才让。2019年,在一个特殊的日子——7月1日,道吉才让去慰问了马马力克,还送给他几身衣服。村上领导的这一举动,让马马力克感动得一夜未眠。知道政府并没有嫌弃自己之后,马马力克更是有了重新生活的信心。马马力克的这一认识,正是道吉才让希望看到的。在道吉才让眼里,马马力克是一个回头浪子,作为一名党的基层干部,他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道吉才让希望给马马力克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况且,马马力克还有一技之长呢。服刑期间,马马力克熟练地掌握了制作“教习头”的技术。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一直想给马马力克找一个事干的道吉才让,就办起了一个扶贫车间,把村里上了年纪不能外出的妇女组织起来,让马马力克负责技术指导,进行规模化的“教习头”生产。去年,他们的“教习头”不仅有了销路,扶贫车间还获得了甘肃省商贸厅颁发的“外贸新兴企业”证书。

  此前不知“教习头”为何物,走进甘尼村“教习头”扶贫车间,我才开了眼界,探明了究竟。原来,所谓的“教习头”,就是美发教学中用来练习的假人头。在一个整洁的车间里,只见七八个妇女都正在认真地给那些“教习头”栽植假发呢。至此,我不但知道了什么是“教习头”,还知道了甘尼村“教习头”的来历——道吉才让的发现和马马力克的贡献。

  42岁的马马力克至今没有孩子。他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但自从他走上邪路之后,媳妇就走了。回到甘尼村后,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婚姻。马马力克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几个侄子虽然与他有一些往来,但他自己尚无一子一女。我鼓励马马力克赶紧生一个孩子,但他神色暗淡而又决绝地说,他已经不想这个事情了,一方面是妻子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另一方面是害怕孩子出生后知道父亲不光彩的过去。

  曾经黑白不分的马马力克有了荣辱观。现实中的他,既在纠结过去,又在纠结未来,而他想在现实之中给过去和未来都划上一个句号。毫无疑问,马马力克是自己不能原谅自己。对于他来说,人生的代价就是如此巨大。

  马马力克和道吉才让是有缘分的,是道吉才让温暖了他的生活,更改变了他的人生。分手时,我使劲地握了握已经很“萨卡”(出息)的马马力克的手。从马马力克的背影,我也更为清楚地看见了扶贫干部道吉才让的精神世界。

  从汉族聚居村到藏族聚居村,再到回族聚居村,道吉才让认为自己其实做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离开临潭时,我与道吉才让互加了微信。一天,他在微信里说:“有些事,对于干部来说很简单,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但对于群众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只有把这些简单的事办好了,才能得民心。”比如在柳坪村,他给群众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买东西难的问题。柳坪村本身就很偏僻,村庄又坐落在半山腰,群众购买生活用品非常困难,只有等“赶营”(赶集)的时候才去县城采购。他来了以后,动员有心愿的贫困户在村里办起了一个便民超市,同时发动信誉好的企业给超市送货,而商品的价格与县城超市的商品一模一样。开业之前,几家人需要的营业证啦、烟草证等手续,全都是他帮忙去跑下来的。经过这件事,在村民眼里,道吉才让是一个啥事都“哇尼(能行)”的人。

  ■ 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作为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经过在3个村6年扶贫,“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对这几个村的农牧民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他在和我的一次微信聊天时说:“在汉族村,觉得群众的文化程度较高,大家把握和理解政策的能力比较强,诉求总是能一语中的、符合实际,这样我们在具体帮扶中有针对性,便于操作;在藏族村,觉得民风耿直,一诺千金,只要是群众答应的事情,哪怕是涉及个人利益,大家都会信守承诺,所以只要工作做到位,就会事半功倍;在回族村,觉得群众思想活跃,或多或少都在村内发展自身适宜的产业,只要在政策上引导好动员好或者说发挥好‘推波助澜’的作用,就会达成所愿、落地见效。”

  道吉才让的这些心得,无疑是一个“多民族扶贫干部”富有智慧的经验之谈。作为一个藏族自治州,“九色甘南”因其文化的多样性而更富有兼容性,民族特色在其中则尽得风流。这一点,道吉才让已经给我们展示了出来。

  在那次走访的路上,我们几个人吃了养鸡户李永贵的一只土鸡。不吃不行呀,走村串户到了李永贵家,说着说着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一盘香喷喷的爆炒土鸡就端上来了,不吃伤人家面子哩,而且回到镇子上吃饭也不现实。李永贵以前就办了一个养鸡场,因为缺资金难以维系,后来就自行放弃了。道吉才让来了以后,激励了他一下,又把他扶了一把,通过单位给了他3万元。这样,李永贵自己又投了23万元,搭建了一个400多平方米的鸡棚,又养了1000只鸡。拉电的两根电线杆,都是道吉才让个人给掏的钱呢。从去年到今年,道吉才让到他家里跑了不下100次。

  这只土鸡应该吃。这是我们一路上在贫困户家里吃的唯一的一顿饭。为吃饭的事,一路上我们都很为难,一些人的饭不能吃,一些人的饭不好意思吃,一些人的饭不吃不行。李永贵这只鸡是必须要吃的,因为我们吃了就等于吃了道吉才让的一只鸡。村民们的温饱问题早解决了,扶贫干部扶贫扶出了感情,吃一顿饭是人之常情,而且扶贫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分享这样的好日子吗?我们的原则是,绝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但我们也不会丢弃群众的一心一意。再穷的人都知道,吃饭是个啥子事呀,一顿饭是吃不穷的。其实,从吃饭问题上就能看出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干群关系呢。

  一只土鸡,外加一盘花卷和一人一碗酸菜面,是李永贵妻子的手艺,味道不错,把我们几个人都吃香了。

  从临潭多民族小家庭的和睦生活,再到“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的扶贫实践,不难发现一个铁的事实: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作者系甘肃省文学院院长、甘肃省作协副主席。本文节选自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拔河兮》,该书即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辑: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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