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沉静中观照现实、品味生命—— 2019年宁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瞥
来源:《中国民族报》 白 草 发布日期:2020-04-19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宁夏青铜峡黄河大峡谷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宁夏当代文学呈现出几个较为显著的意识特征,即现实关怀意识、乡土意识与生命意识。对于宁夏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反映本民族生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回、维吾尔、东乡等各族作家以其题材多样、风格相异的作品,丰富了当代宁夏文学,引人关注。2019年,宁夏少数民族作家们于沉稳低调中生活写作,取得了不俗的实绩。

  现实关怀意识:关注人以及幽微的人性

  擅写宁夏西海固地区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家石舒清,近几年尝试拓展创作领域,表现他所经历和体验的城市生活。他本年度发表的短篇小说《高邻》,取材自邻人,以略带幽默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已进入晚境的老年人的情感生活,幽默背后,满是凄凉意味。写老人,实则为关注人以及幽微的人性。对人的关注,尤其对一切生命的护惜,是石舒清基本的创作趋向。他的长篇小说《三岔河》几乎实录了作家童年记忆世界中的人和事,展示了平凡小人物于逆境中的诸样态。一些人挣扎之后,或消失或退却;一些人被生活所改变或改变了生活,沿着曲折的路歪歪斜斜地走下来,生命本身的力量支撑了他们并成为一种活力。在《三岔河》中,一种无形而有力度的文气贯通始终,因而看似各自独立的篇章包含在一个整体结构之中。同时,那种于自然而无痕迹的叙事、描写上,能够看出作家用了心思且心思用对了地方的考究。有时,小说在吸引了全副注意力的叙事进程中,一种“陌生化”的修辞会再度激起读者的阅读喜悦,如“在大雨里听到了狗吠声,像火柴在风里总也擦不亮似的”即是。故而石舒清长篇小说也表现出“现代文学”的“文章之美”的特点——当一种叙事流于庸熟之际,便有“简洁生辣”的风格兴起。

  在小说艺术上同样考究、用心的作家,还有李进祥。他的短篇小说集《生生不息》收录中短篇小说作品12篇。《带着男人上北京》《三个女人》《夜半回乡》等皆以“在车上”为写作模式,故事发生在列车、客车及小轿车上,车程距离决定着小说叙事进程的长短。以《带着男人上北京》为例,其中人物设置颇为规整:一对夫妻上京求医治病,是为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有两对——一对相互利用的男女,他们的生活状况已经变得污浊;一对刚刚涉入人世的年轻人,还葆有单纯可爱。求医夫妇用行为教育了另外两对人物。这对夫妻犹如一面镜子,折射了那偶尔向里一瞥者的面目,这一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其人生。“在车上”模式其实为小说常见情节类型,又名“旅行的情节”。李进祥采用此种情节,缘于它契合了他的心性,一种对人世好奇和细心观察的精神。于推陈出新的类型变化中,寄寓着作家深深的、关注现实的“淑世意识”。

  作家了一容早年有过打工、放牧经历,他的小说多取材于自身体验,草原、牧区以及戈壁等成为他小说创作的背景;人性深处的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及公正等,则是他所有小说的主题。上世纪90年代,了一容的小说产生过较大影响,其后进入沉寂状态。或许,他在重新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本年度他发表了数篇小说,风格一如其旧,然而叙事更为老练、内涵更为丰盈,明显有着他对人生的深度思索。短篇小说《老实人》将背景设置在洪水来临之际,面对生命与浮财,“老实人”临场起意,在特定、短暂时限内全然变异为另一人。于一个传统陈旧的题目上,了一容赋予了其新意。短篇小说《嘉依娜》则延续了其早期的选题方向及写作风格:草原上,不同民族的年轻人唯有通过心的交流,才能消除种种隔阂;充溢于心间的温馨,则令彼此疼惜。第三届春天文学奖评委会曾这样评价了一容的作品:“了一容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荒凉的世界,但生活于这一世界中的人,他们的精神疆域却是宏大而丰富的。”

  乡土意识:关注移民搬迁

  近年来,生态移民搬迁是宁夏群众生活的重要部分。作家马金莲的长篇小说《孤独树》选择了一棵树来作为留恋和怀念故土的载体。小说以细致的笔触,书写了记忆和现实中的村落景致,那一草一木一沟一峁,处处关情。移民搬迁,大势所趋,为千百年来尝尽贫困之苦的村民开启了幸福之途,理当欣应。然而,故土难离,亦在情理之中。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搬迁、变迁,为时代必然,“可是为什么我的心这样难受”?因为眷恋与舍不得。所以,她想为一种逝去的生活形态留下一份记录,笔底的温情和怜惜,时时难以抑制地溢出。马金莲的中短篇小说集《伴暖》,共收录小说作品7篇,其中同名中篇小说仍为移民题材,仿佛与《孤独树》交相呼应,试着回答一个难题:无论个体情感上有多么留恋,那种具有群体特征的乡村生活形态消失之后,个人当相应寻求变化以适应。从容的叙事,整齐而富变化的结构,明暗相对的背景,更有性格凸显的人物,这一切使得马金莲的小说深富吸引力。

  同样关注、表现移民搬迁现象,作家李进祥的长篇小说《亚尔玛尼》将目光投向搬迁之后的弃村。一个在城市打拼成功的青年农民,于事业趋向顶峰时毅然返回空无一人的村落。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冲击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习俗,于心性敏感者而言,对幸福的期望和追求与对过往岁月的留恋不舍之间,必然会由冲突而产生一种苦痛。小说以现实与记忆为结构,以一人的眼光所视、意识所向,渐次激活了那一张张神情不一、各呈鲜活状的面孔,在凡间烟火气中,歌哭笑骂,汇成一股生活之流。如同石舒清写活了那些小人物,李进祥也叙述了这一个个不知名者的历史。

  生命意识:关注生命本身的力量

  生命,种类不一,形态各异,但每个生命都自带力量,这是石舒清同期小说的主旨。石舒清201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宰牛》,令人联想到早年那篇为他带来文学声誉的获奖小说《清水里的刀子》,一个老人藉由宰牛仪式感知、思悟了个体生命的由来与去处,与之相关的老牛亦仿佛看见自己最后的归途,全篇伤感而无哀怨。《宰牛》这篇小说的主角则为一头对世界充满好奇、通体显现无尽活力的小牛犊,在石舒清小说形象系谱中,此系老牛的后裔。与祖先相异,它不顺从,要反抗,在逃离主人追赶的途中,突然止步于同类乳牛身边。结尾处,乳牛眼中落日如“一只滚过山际的巨轮”那般,烧得旺烈,要把连绵无尽的山头悉数点亮,意象丰富而有张力。

  作家曹海英的写作不仅取材宽广,叙事风格亦颇为宽广。短篇小说《飞了》写的是一件极具讽刺性的事件,一个保安偶然救治了一只珍贵的病鸟,于是乎保安所在的单位、新闻媒体等纷纷预约来做广告和宣传。但作家的叙事笔调上连一点讽刺和喜剧色彩也没有,只是平静、淡然地讲述了事件过程。中篇小说《多多的春天》长达五六万字,于作者所熟悉的煤矿背景上,刻画了一个脑大、腿细的身体残疾女孩。30多年来,她的世界就是透过自家那扇窗户,看着窗外诸般景致。她梦想着在花红柳绿的春天,穿上漂亮裙子蹦蹦跳跳穿过马路。小说结尾部分,人人都在逃离早已破败的矿区,只有这个坐在车上的女孩子将目光投向身后令她感觉安全的世界,这一笔令人心动。曹海英的叙述风格初看起来似乎呈现着客观性、呈现着平静,有时甚至到了冷静地步,但绝不显冷色调。她也并不刻意描画人物形象,每个人物举手投足间尽显其个性。她的叙事之平淡,是一种先淡后浓、从容平静之中却满是深情厚意的表达。

  身处僻远地理空间的宁夏少数民族作家们,心绪上多了一份宁静,也因之显出其内倾性。他们体味、咀嚼内在生命,那种不期而至、沛然而出的书写,风格迥异,俱显亲切有味。

(编辑: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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