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淳耀的古文观
来源:《光明日报》 刘霞 发布日期:2020-04-25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黄淳耀比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更早提倡复兴古学、经济干时,他研究六经奥旨,重视实学,对清初学术有过先导贡献。他竭力反对剽摹谲怪之习,厌弃明末浮华学风,对清初文坛亦可谓影响深远。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他合性理、事功、文章与做人于一体,超越了秦汉、唐宋派别之争,直达文章正宗的境界。

  狂生归庄曾向黄淳耀请教古文宗法上的困惑,希望黄氏能帮他决断是该“宗秦汉”还是“学太仆”,黄氏答曰:

  近代空同、大复、历下、弇州之宗汉也,得其皮毛;唐宋诸公之宗汉也,得其神髓……昌黎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辞”与所谓“古人为文本自得”者,真超然独见之言矣,然后知昌黎以下诸公之善于宗汉矣。若夫何、李诸公之宗汉,徒摘其成文,章而句绘之,天吴紫凤,颠倒裋褐,而顾自诧其机杼之工,真不满识者之一笑也。

  《答归元恭书》代表了黄淳耀的古文观念。他反对前后七子标榜秦汉文,因他们专好剽袭模拟、寻章摘句以绘饰谲怪,仅得“皮毛”而遗“神髓”。他认为,秦汉古文神髓来自六艺,唐宋古文亦得六艺神髓,“不学六艺,又乌可以学汉”。要之,古文最根本的“意”(义理)在六艺中,向唐宋诸公学习是通向秦汉古文的必然途径。或曰,要向三个时代的“师傅”学习:古文根柢六艺,要学到六艺真精神就得向迁、固等汉人学习;唐宋诸公善于宗汉,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后人要学汉文章,就得向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诸“师傅”学习;明代得唐宋古文神髓的是宋濂、方孝孺、唐顺之、归有光,而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优孟衣冠、徒弄机杼。因此,他建议归庄“直接以荆川、震川诸公”,溯湖观海,获取六艺真髓。黄氏的古文观,与艾南英的由唐宋入秦汉,尤其由曾欧入左氏、史迁的观点大体一致,沿袭了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唐宋派的观点,而就其中显露的文道关系来看,则是本于宋濂的文论。宋濂从师古之道与师古之心两个角度来论古文,讲求上绍六经、明道致用,师法唐宋,由唐宋入秦汉,甚至直言韩愈、欧阳修的文章就是周秦西汉之文。黄氏继承之,列出学习古文的渐进图:唐顺之、归有光——明初宋濂、方孝孺——唐宋韩、欧诸公——西汉文——六经。

  门人侯玄汸跋《黄蕴生先生陶庵全集》,记述黄氏逝世前三个月手选诗古文各一卷,自述学习古文辞的路径,即黄氏文论之总纲:“古文近代自以荆川、震川一派,为学唐宋大家之津筏,以唐宋大家为学秦汉之津筏,而必经经纬史,为之渊源……然不明心见性、立其根极,即无所为诗文也。”黄氏承继的是自韩愈、宋濂一路而来的因文求道的论文宗旨,同时又受心学、佛学思想的浸染,讲求真性情的抒发。然而此“明心见性”的真性情与李贽、公安派的“童心”、性灵不同,是受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滋养过的冲和纯粹之性情,是时时刻刻被照顾的“主人公”(《答侯云俱智含兄弟书》)。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黄氏颇为通达,并不拘于传统诗教的一定之见,此点与宋濂相似,一方面因他处处以宋濂为榜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与宋濂一样并非醇儒,深嗜佛学,受时尚影响吸收心学“致良知”所致。针对当时浮靡的模拟之风,黄氏非常强调韩愈、归有光之“自得”,以“师其意不师其辞”为学六艺学汉的表现。《上座师王登水先生书》云“尝谓古之立言传世者,非其有得于心,则莫能为也”,“有得于心”是黄氏受阳明心学和王慎中、唐顺之文论的影响而开出的对治剽摹之病的良方。

  黄氏文学思想所受最强烈、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归有光。嘉定文人自元末明初王彝指斥杨维祯纤华缛丽、“裂仁义”、“反名实”的文风始,就自觉响应、实践、传承乡贤所标举的“人同其情”“情之有节”的文学观念。明中期经归有光、徐学谟大阐宗风,学人更重视发扬本土“切磨问学,期以古道相振厉”的文化传统。至唐、娄、程、李四先生,处于门户纷立、各自标榜的明末,执守师友渊源,递相绍述古学,并借由钱谦益的声望将归氏质实真醇的文风旗帜树立于文坛,力图摧陷廓清空疏浮弊的气象与幽险逼仄的格局。归学在嘉定的传播与光大,钱谦益早已讲明,黄氏门人陆元辅亦云:“嘉定四先生之文,皆本于归震川。盖震川一脉,独传于嘉定,而及于余子也。”(陆陇其《三鱼堂剩言》)黄氏为文多得娄坚的指导,娄坚曰:“至归太仆始弃时人之诡舛,绝不以时代为高下,谓唐宋高文不减西汉,非真知古文者其持论必不能若是之迈俗也。”(《寄姚孟长太史》)黄氏亦受到归氏族人归春阳和程嘉燧的影响,宗法归有光当是自然的选择。

  王鸣盛在《黄陶庵先生重刻全集序》中梳理明代各地域诗文源流时,高标“吾疁”师法最正,指出黄氏古文“尤以荆川、震川为圭臬,不为伪体所靡”。“伪体”指七子派与竟陵派,显然王氏认为归有光倡导的唐宋八家为古文“正派”。黄氏古文得归氏余泽,真醇自然,时文“可与荆川并传”(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在地域文学史上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尤其处于明末绮靡的文化氛围中,其节义文章合二为一,被后学尊崇为楷模,故而王氏说:“吾辈生先生后,瓣香有在,不学先生而谁学哉?”弟子侯玄泓在《行状》中云:“古文力追大雅,祖左氏而宗韩欧,于明则以国初四大家、唐荆川、归震川为则,王李钟谭,心弗是也……平淡舂容,余思满衍,文如其人,所谓醇乎醇者也。”可知黄氏接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秉“大雅”与“醇”的政教美学,强调辞达道明,体现出因文经世的文治思想。

  黄淳耀存世文不及十分之一,很难找到他关于文质方面的专门表述,但他既然反对“舍事功而谈文章”,“求载道之器于汉唐宋数十家之文章”,那么,质实、本色之文就是必然的追求了。他在《学古偶刻题辞》中批判“今人之文,险肤惷驳、华缛纤诡”,褒奖王周臣之文“实”“醇”“质”“雅”“渊渊乎”“充充乎”,正是他所推崇的古文风格。

  四库馆臣称其文“和平温厚”,陆陇其论其文“精深纯粹”,都是黄氏朴实浑厚文风的表现。苏渊在康熙刻本的序言中说其诗文“原本经术,贯穿史学,可与景濂相匹。而天资清洒脱略、尘秽旷然,宠辱之外又有陈公甫之风,是以论其学问诗文在潜溪、白沙之间。若夫涵养完粹,即当致命遂志之时,不异春风沂水之境,此其内外澄澈”。循古代文论因人识文的惯例,“内外澄澈”可以移植评文,是其古文本色自然的成因和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黄氏《学古偶刻题辞》提倡“浙人之疱”式的古文风格,对唐顺之“本色论”和归有光“以质为文”作了绝好的补充,即本色、质朴之外还要“五味和合”。本色与质朴并不意味着单一,而是指自然而然,浙人之疱的魅力在于“不易其性”,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而又整体渊雅醇茂。复古思潮是明代文学的主流,黄氏也属于复古主义者,但他的复古绝不是前后七子的模拟字句,而是强调精神复古,追本六经体现的圣贤精神,与之相应,风格上的表现就是五味和合、温柔敦厚。

  黄氏对醇雅的追求与乡贤的教导密切相关。他敬佩徐学谟“文章政事”统统出色,大有功于纠正前后七子复古的思潮,在《徐宗题制义序》中述其功绩曰:“公与弇州为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论不为之变。弇州晚年颇好唐宋,而不薄归熙父,则亦自公发其端云。”徐学谟欣赏归有光散文中若陶诗般流自肺腑的“淡”和“醇”,评论归文所长在于“澹然若不经意,而妙思溢发,有得于天理人情之极致者”,大大胜于“今饾饤西京人语,勉强傅致仿佛,殊不论其人之肖与否,而一切为无情之辞,文虽工,终不古”之人(《春明稿·斋语》)。徐氏喜欢盛唐诗“实情实景,无半语夸饰”,与喜欢归文“第摅己臆,略不为装饰半语”一样,源于对不磨灭真性情的“诚”的执守,在文学上显现为“醇”的特征。黄氏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道德文章一秉于“诚”,认为“文诚必传”(《陈义扶文稿序》)。他的文章的确典雅醇实,句句源于心声,得归氏真传,如朱彝尊所言:“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审以辨,其援据经史,博而不诬,所谓修辞立其诚者非与。”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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