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以降京城与畿辅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来源:《光明日报》 王长华 江合友 发布日期:2020-04-26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环绕京城之特殊行政区域称为畿辅。辽、金、元、明、清五朝,畿辅大体上就是环北京(或称燕京、中都、大都)的行政区域,它是一个地理区域,也是一个文化区域。畿辅因与京城在地理空间上的接近,其文化呈现独特面貌,具有独特历史发展轨迹。

  辽金以降畿辅以北京为核心,以畿辅各府、州、县为辅助,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文化圈层结构,各种文化因素在此结构中碰撞交融。北京处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围绕这一中心产生了一系列聚合效应,整个畿辅的运作都以服务于首都,以对京城进行政治保障、经济支持、军事拱卫为主要目标。畿辅地区以环北京的近畿为主,以其他城市为辅,最终形成区域文化圈层。第一个区域圈层是核心圈层,包括距离北京五六十公里之间的各府州县,大体相当于元代的大都路和明、清顺天府所辖诸州县。第二个区域圈层是紧密圈层,约处于距北京一二百公里的不规则圆周上。其特点是:与北京拉开适当距离,使畿辅圈层结构向外扩展,从而建立起更具纵深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更好地发挥畿辅对京城的辅助保障功能。第三圈层地处第二圈层的外围,是延伸圈层,主要包括东南的河间府、南部顺德、广平、大名等府。第三圈层使得京城的军事缓冲带进一步延伸,虽在总体上同样围绕京城进行运作,但因中心与外缘空间距离的加大,显现出由密趋疏的互动关系。

  辽金以降畿辅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制度保障其处于政治中心性的区域特点。围绕京城的地理位置,与京城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拱卫京城的军事功能,系统性的畿辅制度,对畿辅区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赈灾、水利、语言、民俗在内的诸多方面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最终形成一个环绕京城、相对稳定的畿辅文化圈。畿辅文化圈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固有的地方传统——从先秦以来不断发展丰富的燕赵文化,同时在与京城的文化互动中产生若干新特点,形成京城文化与燕赵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文化。

  学术文化。畿辅区域环绕全国政治中心,有着特殊地位,学术生态也呈现独特面貌。

  京城作为皇家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完善的行政机构和丰富的文化设施。在相关研究中体现出对皇家所在之处、对全国政治中心的注重,是畿辅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构成。比如翰林院,它既是文翰管理的中央机构,又是精英文士的荟萃场所,对学术文化具有引导作用。同时翰林通过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个体差异与各自学术文化特点。如乾隆年间,顺天大兴人朱筠以校核翰林院藏《永乐大典》逸书,提出《四库全书》的编纂建议,并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即为个人能动性的发挥。国子监作为设在京城里的国家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职能、影响及符号意义,对于畿辅学术文化生态环境的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畿辅地区,“官文化”规范和约束更为明显,但依然存在私人运作空间。譬如保定孙奇逢为宗主的夏峰学派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的学旨,对所依凭的理学有其新的发挥,初露燕赵学人重实的学风端倪。而后颜李学派标举实学,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以燕赵“清刚质直”的学风,对性理之学的空疏予以反拨。

  宗教文化。辽金以降畿辅宗教在寺观建设、宗教团体发展等方面既与不同朝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保持一致,也有因地处畿辅、环绕京城而形成的独特之处。尤其是环北京的近畿,历代以来寺观林立,著名宗教团体和人物云集,文人游赏参拜,留下了丰富的碑记、诗文,其人文底蕴甚为深厚,体现出宗教与文学交流密切的特点。而且由于靠近京城,便于帝王以及皇室成员参拜、祈福和资助,留下了大量的御制碑志、铭文,其气派气象与同时代其他区域迥然有别。畿辅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点,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寺观分布也由集中趋于分散,总体上远畿的寺观发展要落后于近畿。又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宗教建设和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状貌。总体情况是,畿南强于畿北、畿西和畿东。据《光绪畿辅通志》记载,明代畿辅地区创始或重修的寺庙数量,顺天府独占鳌头,而畿南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诸府分布数量是畿西宣府、畿东永平、河间的近三倍。清代,由于疆域的拓展和统治时间的长久,以及对边疆蒙藏民族的怀柔政策,畿西北地区的宗教崛起,承德、宣化、口北地区在宗教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同时畿东永平、山海关地区,随着与东北地区通商交流的日趋频繁,其宗教文化也不断获得新发展。清代畿辅地区的宗教发展在地域分布上更加平衡,这是畿辅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畿辅与京城融合程度不断深入的结果。

  由于畿辅区域是首善之区,外来宗教的庙宇、教堂和团体来此活动,较全国其他区域更为活跃。伊斯兰教在畿辅建立顺天府牛街礼拜寺、天津清真大寺、河间清真北大寺、定州礼拜寺四大清真寺,畿辅伊斯兰信徒在汉语文学创作方面有清新的特色。基督教在元代进入畿辅地区,在明末发展到一个高峰,清代前中期趋于消歇,晚清又复活跃。因为列强入侵激起民间反抗情绪,畿辅区域发生天津教案、热河教案,对政治、文化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科举文化。对于畿辅地区,科举政策向来有所倾斜和照顾,又加上名流云集,从而形成以京城为中心的独特畿辅科举生态圈。对辽金以降畿辅地区的登科、考官、学官、学校等情况进行统计,可知考官参与选士,往往以其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和趣味好尚作为评卷标准,并通过影响朝廷的文风态度而影响科场风尚。同时,参与科考的举子有意识地投考官之所好,或有意揣摩,或因循时尚,以期获取功名。辽金文学基础薄弱,科举对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科第跻身政坛要位者间见迭出。随着进士出身的文人接踵执掌文坛,整个社会掀起了重科举、好文学风气。许多畿辅进士在文学上卓有成就,金代出现了周昂、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众多优秀作家,推动畿辅“国朝文派”迅速发展。元代科举对畿辅文学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前期废除科举,对畿辅杂剧、散曲等俗文学的发展尤为有利。大都、真定成为杂剧中心,与因科举停废造成文士底层化命运而形成的思想自由风气息息相关。后期恢复科举,又造成畿辅文坛诗词文雅正风气的回归。

  明代畿辅科举文化一方面促进和推动了属地士子知识的增长、品格的提升、境界的扩大,另一方面与燕赵朴厚、笃孝的士风相结合,通过不断积淀进而形成了畿辅文坛的独特风貌。随着八股取士制度的实施,畿辅士人醉心科举、流连课艺,主要从事创作的文学体裁是诗文,且呈现复古的偏好。清代科举与畿辅文学各体创作均形成了互动关系,满汉两榜取士以及顺天府取额的优势,使得畿辅文坛甚为活跃,满汉文人交流频繁,民族融合的因素在文学发展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畿辅区域原有的沉郁悲凉审美风气,受京城文化趣味带动,遂使乾嘉以后渐趋纤弱和闲逸。

  因科举考试需要而设置的官学和私学,孕育了文学书写,畿辅官学教师和书院山长作为文学主体,在畿辅文坛构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场举子在畿辅区域活动频繁,赶考和落第,干谒和结社,皆影响其心态,并映射到文学表现之中。明清畿辅八股文创作成绩显著,明代有杨继盛、赵南星等名家,清代则有纪昀、翁方纲、朱筠、朱珪等。

  在圈层结构中运作,辽金以降畿辅与京城之文化交流与融合有其历史规律。在学术、宗教、科举文化方面,畿辅与京城的交流和融合以京城为中心展开,支撑和服务功能占据主流,由于京城的辐射给畿辅区域带来新气象,但总的来说多侧重于单向流动,文化资源各种要素更倾向于由畿辅向京城集中,没有形成相对平衡的双向交流融合。另外,除明代以外,辽金以降中国皆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多民族文化不断融合,最后凝汇为大中华文化,环绕京城的畿辅是展现这一过程的核心地带之一,畿辅是文化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地区。畿辅与京城之文化交流与融合呈现出的若干正向规律,对于进一步促进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发展具有独特历史意义。

  (作者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千年来畿辅文化形态与文学研究”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均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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