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师 们
来源:中国民族报 石舒清(回族) 发布日期:2020-09-11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满园桃李笑春风 (中国画) 张泉踪

  一

  老师们从条件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们的一份独特命运;然而他们的到来,却让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命运得以改变,是深得福泽的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宁夏,尤其是西海固地区,曾经有一批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支边者,当过我们的老师。越是岁月流逝,越是回头打量,越是能深切感知到这份经历之于我们的要紧和不可或缺。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份力量的参与,西海固地区的教育,其底蕴、其高线都会大受影响、大打折扣,不夸张地说,就好像房子被抽去了梁柱那样。老师们从条件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们的一份独特命运;然而他们的到来,却让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命运得以改变,是深得福泽的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的。

  这样的老师,耳提面命教授过我的,就有四位,这里且说说佟老师。

  佟老师,名学猛(我觉得就老师的性情讲,应该叫学孟才合宜),北京人。当时我刚刚在宁夏海原县上中学,佟老师被从乡下中学擢拔上来教授我们。虽然在我们这里已经多年,但佟老师一眼看上去还是大地方人。佟老师常年穿一件蓝色涤卡上衣,四个兜的,总是平平展展,好像兜里从来就没有装过什么。衣服都洗得有些发白了,但穿在佟老师身上,合宜而气派,倒是比新衣服多出一种味道和气息来。

  初中三年,佟老师当过我们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生物老师,还是学校动植物兴趣小组负责人,带领我们上山采集各种蝴蝶标本和植物标本,并且负责学校的普通话兴趣小组,于是就有一个同学在自治区普通话大赛中获奖了。当该同学诵读契诃夫《变色龙》的声音从好几个大喇叭里传出来时,给乡音浓重的我们的触动真是太强烈了。佟老师的板书是一代代学生深刻又美好的记忆,并非矫情,佟老师的板书让你不舍得擦去。但是实际上佟老师用心写出的板书都被擦去了,一一数下来会有多少?就像深山无人处自开自谢的花儿一样,想起来真有些可惜。

  少年时期的印象总是深刻而又顽固的。后来同学聚会,说到佟老师的气定神闲和诸事皆能,大家都由衷感慨。他竟然还带过我们体育课。在体育课上,佟老师忽然打起倒立,那时候佟老师大概近五十岁了。记得他打倒立时,胳膊有些抖颤。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一步一步稳稳地踩出去,好像没有任何事能打乱他的步履,好像没有任何事值得他变化一下走路的节奏和速度。

  退休后,佟老师就回北京去了。因人事关系在宁夏这边,所以有时佟老师会回宁夏来,于是一帮子同学就互相周知,和佟老师见一面。和佟老师见面成了同学们见面的一个由头。但是有一年佟老师回来,大家在一起聚会时,发现佟老师话很少,只是不住地稀罕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伸筷子夹菜时,手也有些抖。原来佟老师的耳朵不行了。我就坐在老师旁边,说话时,老师要把头靠近我些,以便听得清,但还是不大听得清,手做着姿势抱歉地说,听不清了。佟老师对着学生,抱歉地笑着的样子真是让人受不了。我想,依着佟老师的性情,他是宁愿清静着的,但学生们费心招呼了,他便不得不来,来了吃不了几口,也听不清大家说什么,只好饱含着歉意给大家笑笑。

  大概两个月前,我收到一条微信,是佟老师的女儿发来的。她在我们县广播站当过播音员,后来先佟老师回了北京。她发微信是祝贺我发表了一篇小说。我问我们老师好么,得到的信息是佟老师已经去世了,并强调说,从感到有所不适到去世,只三天时间,近乎无疾而终。

  二

  王老师是那种儒雅君子一类的人,大气、厚道、从容不迫,应对裕如。我常常想到他铺开一桌的稿子仔细遴选的情景,一句话,我心目中大刊主编的样子,就是王占君老师这样的。

  1999年岁末,蒙宁夏作协推荐,我得以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四个月。其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些老师和同学,其中就有王占君老师。

  王老师时任《十月》杂志主编。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十月》的主编实在是望而难及的大人物。但是借助鲁院这个平台,就使我们有了见面的缘分,院方请京城的各大刊物负责人来指导学员的稿子。除了王占君,还有《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志广(可惜天不假年,杨老师已英年早逝)。我没有什么大的妄想,只希望就近听听老师们对自己文章的看法,就这心里也一再打鼓,稿子太多了,老师未必能一一看到,就是有幸看到,值不值得当众论说也未可知。但是我成了学员中的幸运者之一,王老师不只谈到了我的一篇小说,还声称要将小说带回去。我从鲁院结业不久,这篇小说就在《十月》发表了,竟然还获得了《十月》文学奖。作为偏远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写作者,这样的鼓励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就这样,我开始了和王老师多年的友谊。有一年,王老师竟然把《青年文学》的一期封面人物装在相框里寄来。他说淘汰家里的书报,翻到《青年文学》,见封面人物是我,就想这个不能丢。我把相框拿回来后,简直不敢看,受到如此礼遇,说老实话我很激动,激动到心情一直无法平复。

  年轻人总是有些莽撞的,我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给《十月》投稿,好像无论西瓜、芝麻,都要播种在《十月》这块地里。现在我自己也帮人看一点稿子,遇到那种狂轰乱炸一样的投稿者,老实说,是很不舒服的,多好的稿子也不可以这样投啊,何况还不一定好。俗话讲,人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我当初给《十月》投稿,却正是这样的。记得王老师说,他把我投的稿子(其时还是手写稿)铺开在办公桌上,细细看过,比较优劣,就选出一篇随笔来。王老师说的只是他的一个自然的工作状态,我听来却很有些不安和惭愧。由于王老师的那种带有深沉情谊的鼓励,我后来又获得了一次《十月》文学奖,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幸运地发表在《十月》上。

  王老师是那种儒雅君子一类的人,大气、厚道、从容不迫,应对裕如。我常常想到他铺开一桌的稿子仔细遴选的情景,一句话,我心目中大刊主编的样子,就是王占君老师这样的。

  三

  我曾在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里说,马老师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本真自然,这能力与生俱来,强求不得,于人而言,这又是多么重要、多么罕见的能力啊。

  老师辈里,我写得最多的,无过于马知遥老师了。

  马知遥,原名马明春,湖北沔阳人。1964年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油画专业毕业后,即到宁夏工作。说是湖北人,其实人生的大半是在宁夏度过的。

  马老师是画家,也是作家,他是在宁夏文联专业作家的位置上退休的。他的纪怀童年往事的中篇小说《幺叔》,在我看来,堪称名作。而他退休后重拾画笔,其画作中那种寓藏在画面中的勃勃生机和明朗气息,广受好评。我的一个老乡对马老师的油画情有独钟,前后收藏了近七十幅。马老师又是格外坦直潇洒的性格,对自己的油画有个自我评价,认为在宁夏范围内是居于一流位置的。同样是宁夏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常常去马老师那里讨教请益,说恭致弟子礼也并非什么不实之词。只不过马老师是多年父子成兄弟那样的性格,晚辈在他那里一般是没什么拘束的。

  我刚刚开始写作,就搭上了马老师这只大船。记得当时我还在乡下中学教书,比我儿子现在的年龄还小,不时收到马老师的信,抬头以“兄”相称,可见马老师这代人的风度。我有事到银川,也会住在他家里。马老师一手好厨艺,我却是不会做饭的。后来我借调到银川后,马老师说:“随便交点伙食费,来我这里吃吧。”这样的许诺我是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家里时时有个外人,多不方便啊。马老师却是不计较这些的,出门靠朋友——这是马老师的口头禅。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马老师是很有些侠肝义胆的人。

  马老师有什么都直说出来,比如他曾专注地带些幽默地看着我,好像从我脸上看出了一种答案。他说:“你不得不承认,小农意识还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你。”另有一次,他明白告诉我,某次评奖,原本我在一个好的等次,但是他把我扒拉下来了,他说我还年轻,得太多的荣誉就容易“翘尾巴”。除了马老师,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性格。马老师倒认为自己是很老练、很有些城府的。一听马老师讲所谓城府,我都要笑了。甚至可以由此演绎成一句歇后语:马老师讲城府——听听而已。

  在旁观者看来,马老师活得潇洒,别人也许觉得世上难得有这样的人吧,于是也以马老师的方式对待马老师。到马老师跟前,向来拘谨的人也忽然地舒展了;一贯很有城府、不苟言笑的人,竟然也会和马老师开起玩笑来。我曾在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里说,马老师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本真自然,这能力与生俱来,强求不得,于人而言,这又是多么重要、多么罕见的能力啊。有此能力者有福了。一次马老师体检回来,高兴地说,大夫讲,他虽然七老八十了,但他的心脏的活力相当于一个盛年的小伙子。熟悉马老师的人,会觉得这正是马老师应得的报酬和福分。

  马老师爱好多样,除了画画、写作、烹调之外,还喜欢钓鱼。临近八十岁那几年,还骑着摩托车去只有他知道的地方钓鱼。那时候他家里吃的鱼都是他自己钓来的。他还治印,仅赠与我的印章,就有八方之多。一次我的脚踝骨裂,马老师带着家人乘公交车,从银川的南端到西端来看我,且手里还举着一幅大油画,是他给我的礼物。

  关于马老师,虽则一再写过,但还有一件事未曾涉及,值得记下来。我有一个师友们都知道的短处,怕讲课,完全讲不了课,超过三五人,场面稍显正式,我就容易短路,脑子空白。为这一点我真是苦不堪言,但也没有个办法来做改良。

  有一年,我所在的文学院分配了我一个讲课的任务,我的理由是不用说的,但文学院也说了文学院的理由,确实是不可以推辞的,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根据安排,每两人一组,负责讲半天课。看看安排表,我和某青年才俊安排在一组,在另一组里赫然写有马老师的名字,我眼前一亮,于是提要求说,课我答应讲,但请把我调到和马老师一组。文学院的回答是:可以。于是上课前半小时,我赶到马老师在讲课处暂时歇息的地方。我说:“马老师,你知道我是讲不了课的,下午两个半小时,你尽量多讲,余少许一点时间给我就行了。”结果讲课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多少次感觉马老师的讲课都要结束了,但是另起一个话头,马老师又讲下去、讲下去。很多不明就里的学员显出困惑来,还以为马老师喜欢讲,以为马老师讲起来忘了时间,有的学员竟频频看自己的手表了。只有我清楚马老师是在做什么。那天的两个半小时,几乎是马老师一个人支撑了下来,我只是简答了两个提问,占了不足十分钟时间而已。想到马老师年过八十,又是动过大手术(1989年动过贲门癌手术)的人,为我顶差支应,甘受抱怨猜测,不想则已,一想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编辑:张雪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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