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园桃李笑春风 （中国画） 张泉踪

　　一

　　老师们从条件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们的一份独特命运；然而他们的到来，却让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命运得以改变，是深得福泽的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宁夏，尤其是西海固地区，曾经有一批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支边者，当过我们的老师。越是岁月流逝，越是回头打量，越是能深切感知到这份经历之于我们的要紧和不可或缺。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份力量的参与，西海固地区的教育，其底蕴、其高线都会大受影响、大打折扣，不夸张地说，就好像房子被抽去了梁柱那样。老师们从条件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们的一份独特命运；然而他们的到来，却让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命运得以改变，是深得福泽的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的。

　　这样的老师，耳提面命教授过我的，就有四位，这里且说说佟老师。

　　佟老师，名学猛（我觉得就老师的性情讲，应该叫学孟才合宜），北京人。当时我刚刚在宁夏海原县上中学，佟老师被从乡下中学擢拔上来教授我们。虽然在我们这里已经多年，但佟老师一眼看上去还是大地方人。佟老师常年穿一件蓝色涤卡上衣，四个兜的，总是平平展展，好像兜里从来就没有装过什么。衣服都洗得有些发白了，但穿在佟老师身上，合宜而气派，倒是比新衣服多出一种味道和气息来。

　　初中三年，佟老师当过我们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生物老师，还是学校动植物兴趣小组负责人，带领我们上山采集各种蝴蝶标本和植物标本，并且负责学校的普通话兴趣小组，于是就有一个同学在自治区普通话大赛中获奖了。当该同学诵读契诃夫《变色龙》的声音从好几个大喇叭里传出来时，给乡音浓重的我们的触动真是太强烈了。佟老师的板书是一代代学生深刻又美好的记忆，并非矫情，佟老师的板书让你不舍得擦去。但是实际上佟老师用心写出的板书都被擦去了，一一数下来会有多少？就像深山无人处自开自谢的花儿一样，想起来真有些可惜。

　　少年时期的印象总是深刻而又顽固的。后来同学聚会，说到佟老师的气定神闲和诸事皆能，大家都由衷感慨。他竟然还带过我们体育课。在体育课上，佟老师忽然打起倒立，那时候佟老师大概近五十岁了。记得他打倒立时，胳膊有些抖颤。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一步一步稳稳地踩出去，好像没有任何事能打乱他的步履，好像没有任何事值得他变化一下走路的节奏和速度。

　　退休后，佟老师就回北京去了。因人事关系在宁夏这边，所以有时佟老师会回宁夏来，于是一帮子同学就互相周知，和佟老师见一面。和佟老师见面成了同学们见面的一个由头。但是有一年佟老师回来，大家在一起聚会时，发现佟老师话很少，只是不住地稀罕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伸筷子夹菜时，手也有些抖。原来佟老师的耳朵不行了。我就坐在老师旁边，说话时，老师要把头靠近我些，以便听得清，但还是不大听得清，手做着姿势抱歉地说，听不清了。佟老师对着学生，抱歉地笑着的样子真是让人受不了。我想，依着佟老师的性情，他是宁愿清静着的，但学生们费心招呼了，他便不得不来，来了吃不了几口，也听不清大家说什么，只好饱含着歉意给大家笑笑。

　　大概两个月前，我收到一条微信，是佟老师的女儿发来的。她在我们县广播站当过播音员，后来先佟老师回了北京。她发微信是祝贺我发表了一篇小说。我问我们老师好么，得到的信息是佟老师已经去世了，并强调说，从感到有所不适到去世，只三天时间，近乎无疾而终。

　　二

　　王老师是那种儒雅君子一类的人，大气、厚道、从容不迫，应对裕如。我常常想到他铺开一桌的稿子仔细遴选的情景，一句话，我心目中大刊主编的样子，就是王占君老师这样的。

　　1999年岁末，蒙宁夏作协推荐，我得以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四个月。其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些老师和同学，其中就有王占君老师。

　　王老师时任《十月》杂志主编。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十月》的主编实在是望而难及的大人物。但是借助鲁院这个平台，就使我们有了见面的缘分，院方请京城的各大刊物负责人来指导学员的稿子。除了王占君，还有《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志广（可惜天不假年，杨老师已英年早逝）。我没有什么大的妄想，只希望就近听听老师们对自己文章的看法，就这心里也一再打鼓，稿子太多了，老师未必能一一看到，就是有幸看到，值不值得当众论说也未可知。但是我成了学员中的幸运者之一，王老师不只谈到了我的一篇小说，还声称要将小说带回去。我从鲁院结业不久，这篇小说就在《十月》发表了，竟然还获得了《十月》文学奖。作为偏远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写作者，这样的鼓励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就这样，我开始了和王老师多年的友谊。有一年，王老师竟然把《青年文学》的一期封面人物装在相框里寄来。他说淘汰家里的书报，翻到《青年文学》，见封面人物是我，就想这个不能丢。我把相框拿回来后，简直不敢看，受到如此礼遇，说老实话我很激动，激动到心情一直无法平复。

　　年轻人总是有些莽撞的，我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给《十月》投稿，好像无论西瓜、芝麻，都要播种在《十月》这块地里。现在我自己也帮人看一点稿子，遇到那种狂轰乱炸一样的投稿者，老实说，是很不舒服的，多好的稿子也不可以这样投啊，何况还不一定好。俗话讲，人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我当初给《十月》投稿，却正是这样的。记得王老师说，他把我投的稿子（其时还是手写稿）铺开在办公桌上，细细看过，比较优劣，就选出一篇随笔来。王老师说的只是他的一个自然的工作状态，我听来却很有些不安和惭愧。由于王老师的那种带有深沉情谊的鼓励，我后来又获得了一次《十月》文学奖，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幸运地发表在《十月》上。

　　王老师是那种儒雅君子一类的人，大气、厚道、从容不迫，应对裕如。我常常想到他铺开一桌的稿子仔细遴选的情景，一句话，我心目中大刊主编的样子，就是王占君老师这样的。

　　三

　　我曾在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里说，马老师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本真自然，这能力与生俱来，强求不得，于人而言，这又是多么重要、多么罕见的能力啊。

　　老师辈里，我写得最多的，无过于马知遥老师了。

　　马知遥，原名马明春，湖北沔阳人。1964年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油画专业毕业后，即到宁夏工作。说是湖北人，其实人生的大半是在宁夏度过的。

　　马老师是画家，也是作家，他是在宁夏文联专业作家的位置上退休的。他的纪怀童年往事的中篇小说《幺叔》，在我看来，堪称名作。而他退休后重拾画笔，其画作中那种寓藏在画面中的勃勃生机和明朗气息，广受好评。我的一个老乡对马老师的油画情有独钟，前后收藏了近七十幅。马老师又是格外坦直潇洒的性格，对自己的油画有个自我评价，认为在宁夏范围内是居于一流位置的。同样是宁夏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常常去马老师那里讨教请益，说恭致弟子礼也并非什么不实之词。只不过马老师是多年父子成兄弟那样的性格，晚辈在他那里一般是没什么拘束的。

　　我刚刚开始写作，就搭上了马老师这只大船。记得当时我还在乡下中学教书，比我儿子现在的年龄还小，不时收到马老师的信，抬头以“兄”相称，可见马老师这代人的风度。我有事到银川，也会住在他家里。马老师一手好厨艺，我却是不会做饭的。后来我借调到银川后，马老师说：“随便交点伙食费，来我这里吃吧。”这样的许诺我是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家里时时有个外人，多不方便啊。马老师却是不计较这些的，出门靠朋友——这是马老师的口头禅。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马老师是很有些侠肝义胆的人。

　　马老师有什么都直说出来，比如他曾专注地带些幽默地看着我，好像从我脸上看出了一种答案。他说：“你不得不承认，小农意识还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你。”另有一次，他明白告诉我，某次评奖，原本我在一个好的等次，但是他把我扒拉下来了，他说我还年轻，得太多的荣誉就容易“翘尾巴”。除了马老师，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性格。马老师倒认为自己是很老练、很有些城府的。一听马老师讲所谓城府，我都要笑了。甚至可以由此演绎成一句歇后语：马老师讲城府——听听而已。

　　在旁观者看来，马老师活得潇洒，别人也许觉得世上难得有这样的人吧，于是也以马老师的方式对待马老师。到马老师跟前，向来拘谨的人也忽然地舒展了；一贯很有城府、不苟言笑的人，竟然也会和马老师开起玩笑来。我曾在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里说，马老师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本真自然，这能力与生俱来，强求不得，于人而言，这又是多么重要、多么罕见的能力啊。有此能力者有福了。一次马老师体检回来，高兴地说，大夫讲，他虽然七老八十了，但他的心脏的活力相当于一个盛年的小伙子。熟悉马老师的人，会觉得这正是马老师应得的报酬和福分。

　　马老师爱好多样，除了画画、写作、烹调之外，还喜欢钓鱼。临近八十岁那几年，还骑着摩托车去只有他知道的地方钓鱼。那时候他家里吃的鱼都是他自己钓来的。他还治印，仅赠与我的印章，就有八方之多。一次我的脚踝骨裂，马老师带着家人乘公交车，从银川的南端到西端来看我，且手里还举着一幅大油画，是他给我的礼物。

　　关于马老师，虽则一再写过，但还有一件事未曾涉及，值得记下来。我有一个师友们都知道的短处，怕讲课，完全讲不了课，超过三五人，场面稍显正式，我就容易短路，脑子空白。为这一点我真是苦不堪言，但也没有个办法来做改良。

　　有一年，我所在的文学院分配了我一个讲课的任务，我的理由是不用说的，但文学院也说了文学院的理由，确实是不可以推辞的，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根据安排，每两人一组，负责讲半天课。看看安排表，我和某青年才俊安排在一组，在另一组里赫然写有马老师的名字，我眼前一亮，于是提要求说，课我答应讲，但请把我调到和马老师一组。文学院的回答是：可以。于是上课前半小时，我赶到马老师在讲课处暂时歇息的地方。我说：“马老师，你知道我是讲不了课的，下午两个半小时，你尽量多讲，余少许一点时间给我就行了。”结果讲课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多少次感觉马老师的讲课都要结束了，但是另起一个话头，马老师又讲下去、讲下去。很多不明就里的学员显出困惑来，还以为马老师喜欢讲，以为马老师讲起来忘了时间，有的学员竟频频看自己的手表了。只有我清楚马老师是在做什么。那天的两个半小时，几乎是马老师一个人支撑了下来，我只是简答了两个提问，占了不足十分钟时间而已。想到马老师年过八十，又是动过大手术（1989年动过贲门癌手术）的人，为我顶差支应，甘受抱怨猜测，不想则已，一想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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