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扬州邵伯船闸守护大运河岸绿水清。 张友国摄

　　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世界性文化奇迹，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展现巨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工程。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全长近32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自北向南联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沿用2000多年的交通大动脉。2014年6月23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中华先民千年智慧与持续创造的结晶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巨型人工运河。它起源于先秦，发展于秦汉、隋唐时期，繁荣于两宋，兴盛于元明清，衰落于清朝末年。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邗城引江水北行至末口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中国大运河的滥觞。

　　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为大运河的初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汉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水运通道成为汉王朝的交通大动脉，形成了保障都城长安生活及战略物资需求的全国性水路物流网。东汉时期，都城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东汉末年，曹操建立起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平原水运网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魏政权在黄淮平原上开凿运河，加强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之间的水运联系。东吴政权开凿了破岗渎，并连接直达都城建业的秦淮河，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可见，从秦到南北朝时期，大运河都是以都城为中心构建运输系统，这一态势一直到清代都未改变。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为确保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巩固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必须大规模开挖、整治联系南北的大运河。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南北全长29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了关中及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庞大运河水系，又形成贯通长江、黄河等各大自然水道、纵横全国的水上交通网络，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提供了优越条件。

　　北宋建都开封，但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都城的生命线，其建设的成就、系统的发达、漕运体系的完善、漕运的繁荣、朝廷对运河的依赖程度都超过以往。南宋时期，宋室南迁，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以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生成，依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得以偏安不辍。

　　元朝定都北方长城脚下的大都。为解决南方粮食和物资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开发，自北而南开凿了会通河、通惠河，使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全线贯通。明代的大运河路线与元代基本一致，主要进行了一些局部建设和调整。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大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和"东南四都"。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问题展开。

　　大运河衰落于清代晚期。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年），漕船由海轮代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漕运全罢，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等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也就到此终结。传统运河体系解体后，多数沿运河城市因丧失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而迅速衰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大运河航运水利事业，采取提高航道标准、修建现代化闸坝桥梁、对运河持续进行疏浚与维护等方式，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21世纪初期，随着大运河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申遗的成功，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其文化与生态价值得以呈现，古老的大运河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经典符号

　　中国的自然地貌北面和西面皆为高原，大江大河多从西向东汇入海洋，由此形成了黄河、长江、淮河等不同的水系，在这样的自然背景下诞生了中华文化四大板块--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海洋文化、草原高原文化。纵贯南北、连通大江大河的大运河，打破自然河流对四大文化板块的界隔，与横贯东西的自然河流编织成纵横交错的全国性交通网络，实现多文化板块的有机融汇，促进了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交流、沟通和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造就了兼收并蓄的恢宏气度和包容开放、多元共生的文化系统。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大运河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其政治文化功能。大运河自建设之初，就具有联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作用。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借助于自己主持开凿的运河，与黄河岸边的诸侯争霸；秦汉统一时代，大运河是为首都和中央王朝提供漕粮物资供应、调动军队或皇帝巡视地方的重要通道。大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漕运成为大运河的首要功能，历代皇帝对其也尤为重视。正是因为运河乃国家政治中心的生命线，故历代对大运河的开凿、治理无不是由皇帝直接决策和指挥的，中国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杭州也都是大运河沿线的核心城市。可以说，服务于国家政治中心和国土统一，是大运河最为重要的文化与文明贡献。

　　当然，决定大运河成败的还有两种强大力量，一是广大的劳苦百姓，二是具体主持运河开凿和运营的工程专家与技术官员。以隋代为例，仅开凿通济渠就征发民工100多万人；开凿山阳渎，征用民工10多万人。其他历代王朝为开挖、疏浚大运河，无不动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民工。可以认为，大运河是在无数劳苦大众的血汗和牺牲中完成的。至于工程专家和技术官员，我们熟知的有伍子胥、徐伯表、陈敏、陈登、郭衍、宇文恺、裴耀卿、刘晏、刘蟠、郭守敬等，他们中许多人为了运河工程付出了毕生精力，功垂青史。

　　大运河也是塑造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除了六大古都之外，大运河直接催生了扬州、淮安、泗州、济宁、临清等名城，繁荣了宁波、绍兴、嘉兴、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徐州、沧州、德州、天津、通州等重要城市，造就了大运河城市带和经济带。粮食、丝绸、食盐、瓷器、紫砂、木材、砖瓦、药材、茶叶、工艺品、书籍等顺着大运河而流通，滋养了一座座运河城市的商业和民生。许多运河城市中会馆众多，扬州、淮安一带的盐商凭借运河创造了"富可敌国"的奇迹。

　　大运河本身既是文化的结晶，也是文化传播的纽带和文化创新的温床。在大运河诞生之前，我国中东部就存在着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等地域性文化，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大运河上流淌、交会，融合为各具特色又彼此包容的文化百花园。隋唐都城和扬州城的文化互动；北宋都城文化向南宋都城的迁移；元杂剧的名家从大都到杭州间的行走；景德镇的官窑瓷器装点着皇家的饮食起居；明代南京与北京的二都共生；徽班进京及昆曲、京剧在运河一线的形成；江南的园林再现于北国京师；宜兴的紫砂把精致的茶文化带入宫廷……至于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明清小说，更是在运河一线被文人墨客创作、吟唱，明清时代的著名文学作品，如"四大名著""三言""二拍"，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封神演义》《老残游记》等都是产生于大运河沿岸。

　　运河沿线的饮食文化也十分兴盛，从京菜到鲁菜，从淮扬菜到杭帮菜，可谓运河美食天下闻。至于运河沿线的传统工艺更是精美绝伦，从丝绸织造到雕版印刷，从红木家具到玉石雕刻，从木版年画到陶瓷烧制，从文房用品到螺钿漆器，从砖木建筑到赏石园艺……无数工艺精品走进宫廷，有的成为今天的故宫珍宝。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专门著书，书名就叫《大运河漂来紫禁城》。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的大运河也是世界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大运河一端连通海港城市，一端连接内陆丝路城市，是沟通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水上大通道。从唐代的"遣唐使"到元代的马可波罗，从明代的苏禄国王使团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清顺治年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到乾隆年间的英国使臣，他们都曾行走在大运河上。这些海外客使在大运河沿线的游历史，保存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参天台五台山记》《马可波罗游记》《漂海录》《初渡集》《再渡集》《利玛窦中国札记》《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等著作中，有的成为世界性名著。在印尼海域发现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专家们认为它的始发港是大运河沿线城市扬州，而其出水的8万多件文物生动地诠释了大运河是如何把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物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联接在一起的。

　　传承创新中华文明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廊道

　　大运河水，延绵流淌，千年不息。时至今日，尽管大运河的某些功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却历久弥新、更加凸显。2014年，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而成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标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运河所拥有的重要文化地位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指示，为大运河保护传承指明了方向。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区调研时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

　　2019年2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印发，为大运河沿线发展谋篇布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迎来历史最好时期。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可以认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及国家文化公园，将更好地推动大运河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增进社会各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促进文化与生态文明、城乡建设的协同发展，让运河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人民群众参与保护和共享运河文化，进而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文化特质，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

　　2020年11月12日到1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考察，在扬州专程了解大运河沿线环境整治和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他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这就为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遵循。

　　大运河文化带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核心是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和服务民生。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得到显著加强。如北京、浙江、河北、山东等地遗址腾退、文物保护修缮步伐加快；大运河江苏段完成了全面的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并付诸实施，沿运河各市数以百计的重点项目在开工建设；山东、浙江大运河重点河段文物保护与展示成绩突出；天津通过建立传承机制、开展传播展示、纳入旅游规划等措施，加大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力度，天津泥人张、津门法鼓、杨柳青木版年画等大量非遗项目得到了有效保护；河南在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建立了较完备的大运河遗产档案和保护监测系统；安徽正在加强大运河遗产的考古发掘和遗址博物馆建设……目前，大运河沿线一大批专题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大量与大运河历史相关的可移动文物在各博物馆中得到良好的保护和陈列，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一批现代化大型博物馆正在建设之中，将在建党百年之时开门迎客。

　　大运河还是一条纵贯中国东中部的生态文明大走廊。目前，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文化、文物、水利、交通、自然资源、城乡建设等部门正在建立协调机制。京津冀三地本着信息共享、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跨区域合作原则，同步治理北运河。2018年以来，扬州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杭州西湖、北京颐和园等运河城市景区，联合发起建立了运河城市精品景区合作机制，联合打造大运河旅游精品新线路。2019年，经国务院办公厅同意，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正式建立，大运河沿线省市间联动共建工作日益活跃，跨区域统筹协作意识明显增强。

　　2500多年来，大运河的开凿、发展与兴盛的历程就是一部中华文明的持续演进史，也是中华文化不断丰富、联动、升华的历史。从文化特质、民族性格和国家形象来说，它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内含着"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海纳百川"的文化取向、"和而不同"的民族性格，立体化地呈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建设美好家园、谋求协同发展的文明追求。

　　今天，中国大运河依然是我国联通世界的文化廊道，是展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精神的文化载体。我们知道，全球51个国家拥有500多条运河，涉及3000多个运河城市，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秘书处常设于中国的扬州。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通过"运河"这个世界共有的文化符号讲好运河与人类命运的故事，讲好中国大运河与世界其他国家运河及运河文化的故事，在求同存异中推进跨文化理解，增进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国际合作，让中国大运河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独特贡献。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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