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清代统一天山南北后，有关西域的边塞诗创作继唐代之后再度出现繁荣。

　　嘉庆十二年（1807）初春，遣戍西域的颜检一出关，就吟咏出“天助襟期阔，我欣眼界宽。得游未游景，无作异乡看”（《出嘉峪关》）“此间有佳境，原不异中华”（《长流水》）的诗句，并指出“边方奇景须亲领，跋涉无嫌心力烦”（《过雪达坂》）。乾隆三十三年（1768），遣戍伊犁的徐步云抵达戍所后在《壮游》诗中写道：“神禹功成贡九州，流沙西去未全收。瑶池漫说周王宴，宛马空烦汉使求。雪岭云开低华岳，玉河秋涨小沧洲。得知圣代车书远，万里伊犁是壮游。”诗人思接千古，认为大禹虽有底定九州之功，却未能将西域融入中原政治体系，但清代统治者却能超迈前朝，使西域实现了与中原的车书相同。作者置身其间，没有了地域的疏离感，充满着与壮游华岳一样的自豪感、认同感。同戍伊犁的汪廷楷在《伊江杂咏》也写有“中外车书文轨同，韦韝毳幕亦醇风”的诗句。

　　这种基于耳闻目验的天下一家认同观还可从更多诗中发现。祁韵士路过哈密，见到“柳荫垂街青漠漠，渠流绕郭碧粼粼。居民不改天方俗，丰乐无殊内地人”（《抵哈密》），发出了“中外一家逾万里，秦皇徒尔筑长城”的感叹（《无题》）。史善长到达乌鲁木齐，见“酒肆错茶园，不异中华里”，写下了“到戍如到家”的诗句（《到乌鲁木齐》）；而当三年后戍满入关，嘉峪关所特有的文化象征地位在史善长心中已荡然无存，因而留下了“日月无中外，轮蹄自去来”的诗句（《进嘉峪关》）。在《望天山》诗中，史善长更进一步抒发这种认同：“屏藩西北限华夷”的天险天山，“于今六合混车书，伊里（伊犁）和阗尽版图。从教插地撑天绵亘千万里，只得嘘云布雨随从岱华衡嵩拱一隅”。诗人笔下，雄奇壮丽、屏藩西北的天山在天下一统的背景下，不再是阻隔中原、西域的天险，而是与岱、华、衡、嵩等中华名山一起共同构成了锦绣中华美丽图景的一部分。

　　纪昀和徐步云同时流放西域，“履其地而知其俗，观其风而知其化”，乌鲁木齐的见闻也促使他产生了新的西域认知。他发现，经过多年的开发，中原文化逐步西渐，“中原地气到西天”“龙沙葱雪，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各屯多开乡塾，营伍亦建义学二处，教兵之子弟，弦歌相闻，俨然中土”“山城是处有弦歌，锦帙牙签市上多。为报当年郑渔仲，儒书今过斡难河”“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华。军邮岁岁飞官牒，只为游人不忆家。”（《乌鲁木齐杂诗》）在纪昀的笔下，我们已感受不到唐诗中岑参式的愁绪，可体会到的则是与中原文化相比譬后的内心认同。

　　天下一统的强烈自豪感使清代诗人们在进入西域时身份实现了由“他者”到“主人”身份的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导致诗人们的地域意识、审美视角、审美思维及思想意识发生变化。

　　乾隆三十三年（1768），徐步云在其《新疆纪胜》诗中展示了一个生机勃发、和平安宁的西域新印象：“轮台烽火报平安，杨柳青青近可攀。见说玉门春似海，不教三叠唱阳关。”

　　嘉庆四年（1799），废员陈寅被罢职遣戍伊犁。在戍十余年，最终于嘉庆十九年（1814）卒于伊江。虽然人生偃蹇，但陈寅笔下毫无唐代诗人视西域为畏途之意。赴戍途中，其《中秋夜哈密张少府留饮口占》有句云“塞外风光昔未知，明蟾皎洁照琼卮……世间富贵寻常事，不到天山遇不奇”，《途中书怀》诗云“闻说玉门关最远，玉关西去更如何”，从中读者根本觅不到唐人边塞诗中流溢的悲凉抑郁之气，其字里行间充满雄豪与旷达。到伊犁后，其《绥定书怀七首》之一云：“厕身何处不尘寰，老衲须眉壮士颜。未易人无居室累，最难天与读书闲。光来紫塞乡中月，路绕明湖梦里山。一片西风杨柳岸，笛声如听玉门关。”从诗中抒发的情感来看，玉门关外的紫塞与诗人梦里家乡湖山已无不同，诗人边疆生活的淡然安闲也与王之涣诗句“春风不度玉门关”流露出的哀怨悲苦形成鲜明对比，“天路已周星宿海，春风终度玉门关”（《伊犁漫兴》）。

　　嘉庆二十三年（1818），秀堃遣戍伊犁。在京中同年为他饯行的别离席上，秀堃豪兴满怀，吟出了“莫劝杯中更进酒，阳关以外故人多”的诗句（《戊寅五月将之新疆，诸同年饯行即席成什》），可见其对边疆之旅充满乐观和旷达，于翻转唐人诗意之外，更觉诗人对西域的憧憬和向往。之后在赴伊犁途中，诗人还满心喜悦地写道：“西出嘉峪关，耳目皆一换”（《出嘉峪关》）“声教覃无外，华夷已一家”（《邮程杂咏》）。

　　总之，“一体视犹同赤子”（洪亮吉《将发伊犁留别诸同人》）“古往今来一大同”（黄聘三《和舒石舫以诗见赠原韵》），自唐、清两代西域边塞诗所反映的内地文人对西域的认知变化，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强化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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