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北枕大青山，南濒黄河水，土地肥沃，水草丰美。这座草原之城的建设和发展，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如影随形。

　　因交往而建城

　　呼和浩特古属云中郡、定襄郡，“胡服骑射”“昭君出塞”等故事与这里密切相关。魏晋以降，呼和浩特地区成为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魏晋时期，拓跋鲜卑从河套地区迁到呼和浩特平原后，在此地设“北都”，称“盛乐城”，遗址在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这一时期，鲜卑、匈奴、乌桓、柔然、丁零、汉等民族在此生活，北朝民歌《敕勒歌》所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绘的就是这里充满生机的景象。鲜卑在这里与其他各民族融合发展，进而逐鹿中原。

　　隋唐之际，部分中原人口渐次迁至呼和浩特地区，农耕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一些少数民族由传统游牧业转而从事农业、商业，呼和浩特地区渐渐形成了“畜牧蕃息”“年谷丰登”的景象，因此到辽宋金元时期，这里被称为“丰州”。此时的丰州不仅是中原通往漠北的重要驿站，也是中西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地。辽代设丰州榷场，进行管理并收税，草原与中原的商贸交流进一步拓展。金元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原百姓迁入此地垦殖农耕，工商手工业和集市贸易更加繁荣。在呼和浩特城东，屹立着建于辽代的万部华严经塔，又称“白塔”，题记用汉、蒙古、契丹、女真、畏兀儿、八思巴六种文字书写。

　　有明一代，北元势力始终是困扰明朝的军政大事。隆庆年间，“隆庆和议”开启了明朝与蒙古右翼诸部大规模通贡互市局面。隆庆六年（1572年），在阿拉坦汗主持下，一座宏伟壮丽的城池在草原上破土兴建，1575年建成，1581年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应阿拉坦汗之请，明神宗为其赐名“归化城”。随着城市贸易的发展，草原牧区出产的马匹、牛羊、毡裘等集中到这里，用以交换中原的粮食、布匹、锅釜、农具，甚至糖果、糕点等，西北地区和漠北蒙古各部的商队也慕名前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分布着许多博物馆、老字号。　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

　　随着各民族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呼和浩特由游牧—农耕为主的双向交流，逐步发展为多民族跨区域的多向交流。可以说，各民族交流的需要开启了呼和浩特地区的城市史，而城市的兴建又恰恰是社会文明的表征之一。

　　在交流交融中繁荣

　　在清代巩固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呼和浩特的城市建设、商贸交流和民族交融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康雍乾时期，地处漠南、漠北与漠西蒙古之间的呼和浩特成为清朝治理北疆的政治前哨和军事要塞。清朝多措并举，不断强化归化城建设。

　　康熙年间，扩建修缮归化城，并增筑外城，形成由城外瓮城、城内鼓楼、文庙等建筑构成的古代中国城市样态。其中，内城主要为土默特都统官署等驻地，外城以蒙汉官员宅邸、铺面等为主，城四周则分布民宅市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将女儿恪靖公主嫁入蒙古喀尔喀部，为其在归化城北门外修建公主府，并赐大量土地。此后，大批八旗兵丁及家属、随公主而来的家丁等来到呼和浩特，还有少量索伦兵丁调入绥远城驻防。

　　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巩固统治，清朝决定在归化城东北处选址另建新城。这一工程历时4年，除本地民众外，还招募了大批中原工匠参与建设。新城周围九里，四门之外有瓮城、石桥、城壕等，为棋盘方整形状军事驻防城。新城被称为“绥远城”，设正一品绥远将军统辖漠南，并常驻八旗兵四千，配备鸟枪火炮等武器，设武器库。

　　乾隆年间，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后，大军班师路过呼和浩特。据《归绥县志》载，“回民随军至者一二千人，初居八拜村，乾隆五十四年迁旧城”。这些人既有务农经商的，也有养驼佣工、做餐饮的。

　　清朝崇奉藏传佛教，在用兵西北的同时，大力支持修建寺庙。康熙年间，呼和浩特曾掀起大规模建庙热潮，形成“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连绵召”格局，同时还建设了清真大寺、关帝庙、龙王庙、观音庙等。寺庙工程吸引着各地的能工巧匠和民夫前来，人口聚集助推商业繁荣，在寺庙建设和贸易活动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呼和浩特逐渐成为清代北疆各民族部落首领进京朝贡的商贸驿站和文化交流枢纽。

　　清代用兵西北是一个系统工程，“西师”与“南巡”相辅相成。在此过程中，以晋商为主，包括山陕直隶商人、蒙古商人、西路回商等，以呼和浩特为重要节点，形成了全国一体的商业市场网络。从中原赴草原贸易的商帮称为“旅蒙商”，以“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为代表的各家商号，总部多设在归化城，并在库伦、乌鲁木齐等地设立分号。商帮以驼队、马队为主要运力，将北方民众生活所需的茶叶、布匹等由中原地区经呼和浩特发往草原各地，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远抵俄国、中亚乃至欧洲。同时，将草原各处出产的牲畜、皮张、药材等经呼和浩特运销中原。绥远城建成后，随着八旗驻防、农田垦殖、商贾往来，商业更为繁荣。有售卖生活用品的杂货店、绸缎庄、银楼，有收售手工艺品、粮食等产品的商行货栈，还有各色饮食店、茶馆、酒楼、戏园等，城外各族移民聚居的“板升”，也发展成各类专业的手工业、加工业和农牧业村落。

　　和谐交融的民族关系是商业繁荣的重要保障。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和睦共处，旅蒙商多习蒙古礼、吃蒙餐，不少商人与当地蒙古族通婚生子。在以归化城为节点的万里茶道上，最出色的商号伙计往往通晓汉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沿途驿站的汉族商户熟稔蒙古语，很多蒙古族商户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归绥方言的汉语词汇中，也植入很多蒙古语词汇，如“不浪”（水泉）、“淖尔”（湖泊）等。晋陕流行的信天游等民歌小调，与蒙古族民歌融合，形成“爬山调”“二人台”等具有归绥地方特色的戏曲。饮食方面，各民族共享过油肉、水晶肘子、荤素糕点、烧麦等美食，而草原的牛羊也经归化城赶往北京，供居民食用。

　　可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让呼和浩特这座城市更为繁荣兴盛，也推动了中原与北疆地区的贸易往来，保障了中原和北疆民众的生活所需，让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更为强大。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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