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嶷山，古称苍梧山，位于湖南永州市宁远县境内，南接罗浮，北连衡岳，九峰耸峙，舜源峰居中，娥皇、女英等八峰环列，如众星拱月，三分石更是如春笋相簇，直插云霄。九嶷山的文化脉络可追溯至上古，与中华文明的精神源头——舜帝德孝合一、协和万邦等理念紧密相连。九嶷山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中的一座地理坐标、精神丰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资源。

舜帝崩葬之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

　　先秦文献的奠基性记载。《山海经》是记载舜帝葬地最早的文献之一，比如，《海内经》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大荒南经》云：“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此处“苍梧”即九嶷山所在区域，且明确将舜与苍梧之地联系起来。《尚书·舜典》虽未直接提及舜葬九嶷，但记载“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这里的“陟方”，《今文尚书》释为“南巡至九嶷而终”，后世多注疏释为“南巡”。结合《山海经》地理框架，可推断“陟方”终点为九嶷山。此外，《竹书纪年》虽因成书年代及内容存在争议，但其部分版本记载“舜葬苍梧”，与《山海经》 形成呼应。此说虽与《孟子》“舜卒于鸣条”的记载相左，但先秦文献整体上更倾向于舜帝南巡崩葬的叙事框架，反映了早期地理认知与政治文化的一体性。

　　汉代文献的系统性确认。汉代文献对舜葬九嶷的记载更为具体。《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司马迁不仅综合《尚书》《山海经》等文献，还亲赴九嶷山考察，强化了九嶷山作为舜帝崩葬地的可信度。班固《汉书·地理志》进一步将零陵郡与九嶷山关联，称“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九疑，属荆州”，明确将九嶷山纳入汉代行政区划，并与“舜葬”传统绑定。这一记载，体现了汉朝对舜陵地望的确认。

　　北魏文献的佐证性书写。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通过实地考察， 佐证了舜陵的方位。他在《水经注·湘水》中，对九嶷山地貌与舜陵位置的描述尤为详尽：“营水出营阳泠道县南山，西流迳九疑山下……大舜窆（biǎn）其阳，商均葬其阴。”书中还指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这一地形特征与“九疑”之名的由来相契合。

　　出土文献的考古学支撑。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形图，为舜葬九嶷提供了实物证据。图中，九嶷山南侧标注“帝舜”二字，并绘有九根柱状符号与五座“∧”形建筑。学者普遍认为，这是舜庙的象征性表达。历史学家谭其骧指出，此图绘制于公元前168年，早于司马迁考察九嶷山，说明西汉官方已确认舜陵地望。图中水系、山脉走向与九嶷山高度吻合，兼具测绘精确性与舜陵符号性，与司马迁所见相呼应。

“明德”文化符号：历代官祀传统与陵庙遗存互证

　　九嶷山作为舜帝崩葬之地的祭祀传统，自夏代肇始，历经四千年不辍，其形式随王朝政治需求不断演化，形成了望祀、陵庙祭祀、例祭、告祭等多种形式，共同构建了“明德”精神文化符号体系。

　　望祀，是早期帝王对九嶷山舜帝陵的最高礼敬形式，体现了“天命—德政”的宇宙观。《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秦始皇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以山川遥祭完成对舜帝德政的继承宣告。《汉书》载，汉武帝“望祭虞帝于九疑”，设营道县专司舜陵管理。

　　秦汉以降，陵庙祭祀成为官方主导的常态化仪式。在湖南宁远县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东汉“王”字兽面瓦当、唐代“舜”字头祭器、宋代建筑基址等，揭示了陵庙从东汉至宋元在原址上重建十余次的连续性。明代迁建陵庙至舜源峰，以风水选址“虎踞龙盘”强化“天命所归”意象，并将祭祀制度化（三年大祭、岁时常祀），使陵庙成为德治理念的空间载体。

　　九嶷山官祀传统与考古遗存互证，揭示出“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伦理传统。从马王堆帛书地形图的“帝舜”标记，到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的千年基址，从大禹紫金台的遥祭到现代公祭的礼乐，九嶷山始终是“明德”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既凝聚于“父义母慈”的家庭伦理，又升华于“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在考古实证与历史叙事的交织中，持续为中华文明提供价值锚点。

南北文化交融的象征：方志文献与民间传说互证

　　九嶷山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岭奇峰，也是中华早期文明南北交融的历史见证。从舜帝南巡传说到韶乐南传，从湘妃泪竹的凄美故事到《南风歌》的教化，方志文献与民间传说互证，展现出南北文化的深度融合。这种交融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威的整合与道德伦理的传播中，还表现为艺术形式、民俗信仰的共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其一，舜帝南巡传说与方志文献互证。

　　《史记》记载舜“葬于江南九疑”，司马迁是通过实地考察确认这一历史叙事的。而二妃哭竹、荆竹扫墓等民间传说，则从情感维度补充了舜帝南巡的细节：舜帝的两位妃子娥皇、女英，追寻舜帝足迹至九嶷山，血泪染竹成斑，赋予九嶷山以人性化的悲壮色彩。《九疑山志》始修于明代，历经多次编修，系统梳理了舜帝陵庙的沿革，指出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自汉代起即为国家祭祀场所，其建筑格局“中轴线五庙制”体现了中原礼制与南方地理的结合，如韶山、德山、崀山、舜皇山、九嶷山、南风坳等地名的由来，均以舜帝南巡传说为核心，形成南北文化融合的地理符号网络。

　　《九疑山志》记载，最早的舜庙建于夏朝，位于九嶷山大阳溪白鹤观前，秦朝迁至玉琯岩旁，明朝洪武年间定址舜源峰北麓，形成“前庙后寝”的礼制格局。这一历史沿革被当地民间传说赋予神话色彩：舜帝为治理九嶷山水患而入岩洞灭妖，最终化为山神，其陵墓选址因墓碑自坠山麓而被视为天意。方志的实证性记载与民间“天选圣地”的叙事相呼应，既体现北方礼制建筑的南传，又融合南方巫楚文化的神秘主义，体现出礼俗共生的文化特质。

　　其二，韶乐南传与《南风歌》，艺术形式与族群融合的媒介。

　　韶乐作为舜帝创制的礼乐典范，其南传过程是南北艺术交融的典型。《湖南省志·地理志》引《嘉庆一统志》载，舜帝在湘潭韶山演奏韶乐，以“萧韶九成”感化三苗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广东韶关因舜帝南巡在此奏韶乐，而得名“韶州”。九嶷山箫韶峰因舜帝吟唱《南风歌》得名：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以音乐传递德治理念，成为南方族群接纳中原文化的纽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舜庙祀典》，规定祭礼中合唱《南风歌》。瑶族《盘王大歌》将《南风歌》改编为“劝耕歌”，歌词“风吹雾散天晴朗，牯牛犁田早出门”赋予其农耕经济的地域特色，体现出中原德治理念与南方稻作文化的结合。

　　考古发现与方志记载互证，强化了韶乐的文化整合功能。《九疑山志》载，舜帝南巡携中原韶乐，于九嶷山“奏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这一叙事在民间传说中进一步细化：瑶族先民为纪念舜帝治水功绩，将韶乐融入祭祀盘古的“长鼓舞”，以乐代祭。韶乐南传不仅体现出艺术形式的跨地域传播，也意味着“礼乐教化”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拓展。宁远文庙作为湖南儒家文化地标，其祭祀乐舞延续了韶乐传统，将中原礼乐制度融入南方民俗活动，形成“礼乐—民俗”双向互动。

　　其三，湘妃传说与伦理符号，家庭伦理与共同记忆的构建。

　　湘妃传说通过方志与民间叙事的交织，强化了伦理共识。西汉《列女传》记载，舜帝的两位妃子娥皇、女英“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这些记载将家庭伦理中的“孝悌”与政治伦理中的“和谐”相融合，成为南北共享的价值体系。《九疑山志》详载娥皇、女英泪染斑竹故事，并收录历代祭文35篇，其中明嘉靖七年（1528年）祭文强调“二妃懿德，化被南陲”。民间叙事则赋予故事更深层内涵：瑶族传说中，二妃化为山峰守护舜陵，其贞烈形象被重构为南方部分族群的母神崇拜，这种转化体现了中原妇德观念与南方民间信仰的结合。宁远文庙出土的东汉“孝感动天”画像砖，以图像叙事将湘妃传说纳入孝道体系，而地理命名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伦理象征：九嶷山娥皇峰、女英峰与舜源峰三峰并峙，以自然景观隐喻夫妻长相守的家庭理想。这种“传说—地名—伦理”的三维互证，使湘妃故事超越地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

　　其四，南巡遗址与方志编纂，物质遗存与文化记忆的层累。

　　九嶷山的物质遗存为文化交融提供了实证支撑。马王堆汉墓帛书地形图印证西汉已将舜帝祭祀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玉琯岩摩崖石刻中，东汉蔡邕《九疑山铭》“逮于虞舜，圣德光明，克谐顽傲，以孝蒸蒸”的铭文与宋代方信孺“九疑山”榜书并存，体现了不同朝代对同一文化符号的层累建构。

　　地方志的编纂则将这一记忆系统化。清道光年间《永州府志》载，九嶷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以地理特征解释“九疑”之名，将自然景观与历史叙事深度融合。而现代考古发掘显示，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自秦汉至明清多次重建，建筑基址与祭器的连续性证明南北文化交融具有历史稳定性。

各民族“三交”的场域：族群互动与民间祭祀互证

　　九嶷山地处潇湘之南、南岭腹地，既是中原王朝“明德南陲”的政治符号，又是各民族互动的地理枢纽。舜帝南巡之后，“五年一巡狩”治理体制的确立以及文化整合，使九嶷山逐渐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

　　制度性互动。舜帝南巡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实践。《尚书·舜典》载，“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即帝王每五年巡视地方，地方首领每四年朝觐中央，这一制度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常态化互动机制。《史记》详细记载了舜帝南巡路线：自蒲坂（今山西永济）渡黄河，经丹江、汉水、洞庭，最终抵达九嶷山。这条线路既是政事军事考绩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之路。

　　德化实践。舜帝南巡的目的是以道德教化实现边疆治理。舜帝时期，三苗部落占据江、淮、荆州一带（今洞庭、鄱阳湖区域），多次与中原冲突。舜采取不同于尧、禹武力征讨的策略，以“德化”替代战争：一方面通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等举措传播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借巡狩强化对边疆的治理，强化向心力。此举体现了“以德服人”的政治智慧，推动了民族交融。舜将弟弟象封于有庳（位于今湖南省道县北部、双牌县南部），象在有庳的治理客观上促进了农耕技术、文化理念的传播。明万历年间立于九嶷山的《抚瑶颂碑》，记载瑶族头领参与舜庙修缮、祭祀活动，瑶族婚俗“坐歌堂”中融入舜帝勤政叙事，可见瑶族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舜帝“德化”影响。

　　以祀代治。九嶷山区的舜帝祭祀形成“官祀—民祭”双重体系，各地均有舜庙、湘妃庙。明代《南夷图》将九嶷山描绘为汉、瑶、壮等多民族聚居的地理中心，体现以祀代治的政治智慧。《永州府志》载，“瑶僮杂处，舜庙香火为共奉之祀”，说明舜帝祭祀已成为普遍的民间信仰。

　　文化枢纽。九嶷山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枢纽属性。作为潇水、湘江源头，其水系连通长江与珠江水系，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舜帝南巡与巡狩制度的建立，推动潇湘—南岭地区文化枢纽功能的实现。秦汉之后，中原地区移民与瑶、苗等民族先民共垦山林。宋代以后，潇湘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衔接，九嶷山成为连接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中转站。明代《徐霞客游记》描述九嶷山“四旁皆奇峰宛转，穿瑶房而披锦幢”，见证汉瑶商旅往来，农耕技术、礼乐制度交融互鉴。

　　总之，九嶷山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缩影。如今，舜帝祭典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民族共同祭祀舜帝，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湘桂古道汉壮瑶族民歌交往交流交融元素挖掘整理与研究”（项目号XSP25YBC69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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