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为当代作家刘醒龙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9年。它以我国上世纪90年代的乡村教育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在贫苦生活中无私为乡村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乡村教师的故事。该书秉承了作者现实主义的一贯风格，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落脚于中国社会的一隅。

  《天行者》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图书提名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的续篇。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主要是个人性格使然，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质疑“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厚重之作。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  

  有一天，在我天天路过的那条街上，出现一家小店叫“天行者”。初次看到它，我马上觉得自己寻觅多时的正是这3个字。  

  几乎是同一时间，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老师樊晓霞，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14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用小说的主人公事迹来安慰自己。14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仅十几天，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些事，我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如果没有那些乡村教师的哺育，20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很可能是一片荒漠。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家乡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天行者》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 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3次转正而分成3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复杂严苛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  

  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情状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篇小说《凤凰琴》表现的是我对生活的感动，长篇小说《天行者》表现了我对历史的沉思。  

  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天行者》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待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就值得铭记。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相似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为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世纪最后30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  

  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一切奇迹的酝酿与发生，首先都应当归功于他们的启蒙。正如《天行者》中的那些民办教师们，从不曾被沉重的生活压倒，他们如平凡日子里诗意的琴音和笛声，见证着良知和道义在人心中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