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干河，《水经注》称“治水”或“漯水”，唐代正式定名“桑干河”，其源头为山西宁武县管涔山的恢河与左云县截口山的源子河，两河在朔州马邑村汇合后始称“桑干河”。桑干河由西南向东北蜿蜒贯穿桑干河盆地，接纳黄水河、大峪河、鹅毛口河、浑河、口泉河、御河、吴城河、坊城河、古城河、马家皂河等支流，经大同入河北省境内，后入永定河，过北京市，再进天津入海河，最后流入渤海。

　　作为连接关中、辽西、河套等区域的“三岔口”，桑干河流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独特，多种文化因素在这里汇集碰撞，是文化上的“漩涡地带”。桑干河及其流域所蕴藏的大量史前文化遗存，也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

　　东亚地区远古人类的摇篮

　　探寻百万年来的亚洲人类遗迹，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正在探索的重要课题，其中就包括现代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一问题。桑干河畔的沟壑间，隐藏着跨越200多万年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秘密，这片土地被誉为“东方人类摇篮”，对现代人起源研究意义重大。

　　据考古确认，桑干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有人类依水而生。上世纪60年代以来，桑干河流域陆续发现并发掘了山西朔州峙峪遗址、怀仁鹅毛口遗址，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等。这些发现表明桑干河流域是距今约万年前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发生地，是人类生存的重要依托地，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分布在桑干河中段的泥河湾考古文化遗址群，是一片足以媲美东非大裂谷的古人类遗址密集区。这一遗址群覆盖约9000平方公里、400多处遗址，拥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旧石器遗迹。这些出土化石，形成了跨越距今200万年至1万年前的完整地层序列，填补了东方人类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演化的空白，实证了东亚地区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程，构建起东亚古人类独立演化发展的完整证据链，在全球人类演化版图上标注出醒目的东方坐标。

　　在泥河湾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伴随丰富的早期智人化石的发现，还出土了大量野马及野驴化石。其中野马化石占据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绝大部分，而且多集中在同一文化层，这表明许家窑人已经有高度选择性的狩猎策略，野马成为其主要狩猎对象。泥河湾遗址的发现，展示了泥河湾盆地距今近180万年至几千年间完整的古人类活动记录。

　　位于山西怀仁县城西北10公里处的鹅毛口遗址，是首次在华北地区发现的一处大型石器制造场。鹅毛口遗址的石器组合类型明显呈现为两大类：成品石器以刮削器为主体，展现出实用工具的功能导向；半成品则以斧形器为主流，其粗坯形态保留了古人类选料、开片、修型的完整工艺流程。这批石器既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技术遗存（如采用交互打击法制作的厚大石片、两面加工的手斧），又孕育着新石器时代的革新基因（如通体磨光的石镰、石锄等农具雏形），可称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活化石”。

　　鹅毛口遗址主体文化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早期，但从现有信息判断，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此地或已作为原料开采及石器初加工场地，具有石器制造场和居住地双重性质，且一直沿用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此地是人类加工石器的场所，可能与早期农业有关；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此地发展为周边先民生产生活的临时性场所。鹅毛口遗址从纯粹的采石场到农具制造中心的转变，为探索中国北方早期农业起源提供了关键性技术证据，揭示了桑干河流域作为狩猎采集文化与农业文化融合带的枢纽地位。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大约距今5000年前，地球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波动渐趋平缓。这一时期，中华文明正处于仰韶文化彩陶繁荣至龙山时代城邦崛起的时期，社会组织由平等聚落向层级分化转变，粟作农业、礼器制作工艺、夯筑技术等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联通蒙古高原与中原腹地的廊道，桑干河两岸留下了高山遗址、马家小村遗址、孤山遗址、冯家窑遗址、佛堂寺遗址、姜家梁遗址、吉家庄遗址等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层叠的文化堆积如同大地史书，昭示着桑干河流域不仅是万年前新旧石器革命的前沿阵地，更是5000多年前粟黍农业向游牧地带传播的桥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高山遗址位于山西大同市云冈区高山镇西侧台地，出土石器众多。其细石器以燧石为核，涵盖锥形石核、修长石叶及各类成型工具，展现出从原料开采到工具制造的完整链条。遗址出土的二十余件处于不同加工阶段的细石核尤为珍贵：既有初具雏形的荒坯，也有保留原始石料形态的半成品。成型工具中，等腰三角状石镞展现出精准的两面加工技术，锯齿刃石锯体现复合工具制作智慧，而改制石钻则体现出资源循环利用意识。

　　高山遗址出土的细石器一方面保留了华北细石器传统基因，即单面打击与间接修理技术娴熟运用；另一方面又蕴含独特创新，批量出现的带棱脊石核，优化了石叶剥离效率，这种技术传承中的突破，标志着细石器工艺从标准化生产向精细化制造的演进。高山遗址细石器这种兼具华北细石器共性特征与地域创新的特点，揭示了桑干河流域在欧亚草原与中原文化互动中的技术枢纽地位。

　　马家小村遗址位于桑干河支流御河左岸，东依白登山，西临御河。这里是桑干河流域的古人类重要聚落，其出土的陶器与房址，揭示了仰韶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北传的生动图景。遗址陶器群包括尖底瓶、彩陶钵、卷沿盆等以及窄条带彩纹敛口钵和黑彩弧边倒三角纹陶盆，颇具晋南地区庙底沟文化风格；重唇口尖底瓶的演化轨迹与庙底沟、白泥窑子文化同步，而壶形口尖底瓶的局部创新，则展现出中原文化在传播中与当地文化的融合。

　　吉家庄遗址位于大同市云州区桑干河南岸的吉家庄乡，是目前发现的晋北最大的史前文明遗址。这片横跨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集群，见证着5000多年前草原与农耕文明的深度碰撞与交融。遗址遗存丰富，包含房址、陶窑、墓葬、玉器、陶器、石器等。遗存以龙山文化特征为主，兼具仰韶文化特征。其中，出土陶器反映出与周边文化联系紧密，单把黑陶斝的造型与内蒙古老虎山文化如出一辙，而深腹盆的束颈特征则与河北阳原县姜家梁遗址的文化特征遥相呼应。南北文化要素在此叠加，实证距今4500年前后的桑干河流域人群的频繁互动。

　　北方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纽带

　　在新石器时代，桑干河流域属于以燕山南北、农牧交错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源于陕西的仰韶文化、源于辽西的红山文化和源于内蒙古的河套文化在桑干河支流壶流河流域交汇碰撞，众多的氏族部落在这里融合发展。

　　在河北蔚县三关遗址，曾发现小口尖底瓶与尖底腹斝共存，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绘玫瑰花图案彩陶与红山文化龙鳞纹彩陶共存。因此，在1982年蔚县西合营召开的考古现场会中，考古学者苏秉琦提出“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路”。

　　三皇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奠基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族属、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不断重组融合，并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根源所在。《魏土地记》载：“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涿水又东北迳祚亭北，而东北入漯水（即桑干河）。”《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两次战争都发生在桑干河流域。这些征战很可能反映了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在桑干河流域的交汇。

　　黄帝曾在桑干河流域一带活动，不仅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记载，考古遗址发现也为其提供了证据。

　　近年来，在河北省宣化、崇礼、涿鹿、阳原等地的桑干河流域相继发现了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后红山文化）遗存。阳原县姜家梁墓地也曾出土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玉猪龙，这说明新石器时代黄帝部落很可能曾抵达冀西北地区。尤其是郑家沟遗址的发现，为学界热议的红山人群在其最强盛时期由燕山山脉东北（辽宁牛河梁）向西南（河北宣化）迁徙提供有力的材料支持。

　　蔚县筛子绫罗遗址发现的大型打制石器中，经研究确认，有可作为狩猎、作战时使用的石斧、敲砸器、矛形器等，细石器中也有各种刮削器、石镞等用于切割兽皮、刮削皮骨、碎骨取髓的工具。除了狩猎作战工具外，遗址还发现数量较多的骨锥、骨镞、骨铲、骨针、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这与黄帝时代以狩猎经济为主的社会状况相契合。蔚县庄窠遗址中还发现用于农业生产的石镰、石磨棒、石铲等。在筛子绫罗遗址、庄窠遗址都有房屋基址的发现，说明当时已经出现农业定居生活。这些发现与历史文献中记载“（黄帝）艺五种，淳化野兽”相符。

　　桑干河流域考古遗存丰富，蕴藏着万年前东方人类繁衍、生息、进化的轨迹，记录了百万年前地球演化和生物、人类进化的历史。关于桑干河流域史前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利用，在已有的考古工作基础上，需要加大力度，发现并发掘若干在人类演化史上、在中华早期文明起源上有重大影响和重大贡献的古代遗址。我们亟需抓住时机，通过系统的科学调查与发掘研究，精心规划，让沉睡的古代遗址活起来，让其成为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历史知识、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文化遗产地和富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作者系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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