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又名阿拉善山，北起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南至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横跨宁夏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绵延250余公里。贺兰山西南麓的黄河绿洲与东北麓的戈壁草地，也依贺兰山而兴。这里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吸引了丁零、月氏、羌、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党项、蒙古等游牧部族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前来定居生活，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见证。

荒漠戈壁中的天然牧场

　　贺兰山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海拔一般在2000—3000米之间，主峰敖包疙瘩高3556米。山脉东西麓均有大量季节性河流，其中东麓有60多条，西麓有100多条。

　　南北绵延的贺兰山，如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腾格里沙漠东进的风沙，削弱了西伯利亚的寒流，将湿润的东南季风留在了东侧，以其巍峨的山势划分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地貌：山脉以西是广袤苍茫的戈壁荒漠，粗犷豪放；东麓则是沃野千里的宁夏平原，似江南水乡。

　　西夏文典籍《圣立义海》记载，贺兰山“冬夏降雪，有种种林丛，树、果、芜荑及药草，藏有虎、豹、鹿、獐，挡风蔽众”。可见西夏时期贺兰山的生态环境相当好，后来历经战乱和滥砍滥伐，林区面积大为缩减。即使如此，这里迄今仍保存着数十万亩林地，特别是在海拔2000—3100米的阴坡，密布云杉、油松、山杨等林木。山麓有耐旱灌木与丰富的草本植物，是天然优良牧场。

　　值得一提的是，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8度，与法国波尔多等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区纬度相近，拥有每年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的昼夜温差，以及透气性好且富含矿物质的沙砾土壤，是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

岩画中的远古人类生活

　　在绵延250公里的贺兰山上，分布着2万余幅中华先民用石器、金属器或矿物质颜料创作的岩画，题材涉及人面像、动物、植物、手印、符号等上百种物象，以及先民放牧、狩猎、祭祀、征战、娱舞等生产生活场景，是贺兰山地区古人类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载：“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这“山石之上”的文与图就是贺兰山岩画。

　　从时间来看，贺兰山岩画主要集中在距今约1万年至3000年之间，由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创作，体现了我国古代先民从狩猎游牧到农耕圈养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的信仰体系、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见证了不同人群的交流融合，有着极大的文史艺术价值。

　　从内容上看，贺兰山岩画以人面像为主的岩画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次是羊、牛、马、驴、鹿、鸟、狼等动物图案。其中羊的数量和种类最多，有盘羊、羚羊、岩羊、青羊、黄羊、山羊、北山羊等。羊是食草动物，性情温和，便于驯养繁殖，与贺兰山生态环境有最大的适应性，是古代先民主要驯养动物。历史上贺兰山附近的许多部族都以羊为图腾，把羊的形象刻画在石壁上，表达了古人借助动物表达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小西峰沟岩画中还有一幅由50多个图像组成的“畜牧图”，图中有人在拦放牲畜，有人在喂马，周围有两条猎犬，还有野牛、大头绵羊、骆驼等动物，反映了古人在贺兰山下驯养家畜的情景。岩画中还有花蕊、树枝、草茎、谷穗、果实等植物形象。

　　在贺兰山岩画中，除了最具特色的人面像，太阳神也是极具代表性的象征，这些都与远古人类的自然崇拜、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息息相关，展现了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的交融之地

　　一部贺兰山开发史，就是一部农耕与游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遣大将蒙恬率兵北逐匈奴，攻取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鄂尔多斯地区），并沿河设县，移民垦守。设置于今宁夏平原的富平县，因灌溉农业发达、民物富庶而被称为“新秦中”。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等北击匈奴，以贺兰山为屏障，修筑长城，开始屯田开发，灵州（今灵武）成为丝绸之路重镇。

　　“贺兰”一词最早见于《晋书·北匈奴传》，据考证，是由匈奴的“贺赖”部音转而来，而地名“贺兰山”的产生时间可追溯至东晋末、北魏初，当时鲜卑贺兰人入居阿拉善地区，并将此山命名为贺兰山（阿拉善山）。魏晋南北朝时期，贺兰山地区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

　　到了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记载：“突厥谓驳马为曷剌，亦名曷剌国。”唐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也有类似记载：“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贞观二十年（646年），唐朝打败突厥薛延陀部，突厥、回纥、仆骨等部族纷纷遣使朝贡，表示归附。唐太宗为了进一步安抚北方诸部，决定北巡，抵达贺兰山下重镇灵州，接受诸部觐见。唐太宗因此被诸部尊为“天可汗”，即各民族的可汗。随后，唐太宗在当地设置州郡安置铁勒诸部。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在贺兰山东面置朔方节度使，并开始屯田开发，贺兰山地区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晚唐韦蟾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诗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其中，“塞北江南”“弓刀铁衣”“六番子弟”等描述生动展现了贺兰山下多民族聚居和农牧并兴的景象。

西夏的皇家林苑

　　西夏立国后，贺兰山不仅是党项人的天然夏季牧场，也是西夏皇室的避暑胜地。有史料记载，1047年，西夏开国之主元昊“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悉以国事委之讹庞”。元昊去世后次年（1049年），辽兴宗举兵伐西夏，北路军曾直插贺兰山，俘获了元昊妃没移氏及一些官僚家属。

　　明代《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元昊的离宫“在贺兰山中，遗址尚存”“避暑宫：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颠。伪夏元昊建此避暑，遗址尚存。人于朽木中尝有拾铁钉长一二尺者”。《〔正统〕宁夏志》也记载：“李王避暑宫，在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巅极高处，宫墙尚存，构木为台，年深崩摧。洪武间，朽木中铁钉长一二尺者往往有之，人时有拾得者。”其建筑之宏伟，可见一斑。

　　详细描述贺兰山离宫的要数《西夏地形图》。该图标明了西夏都城兴庆府城址、贺兰山九条谷道以及“西夏祖坟”“木栅行宫”“卫国殿”等建筑名称，其中，卫国殿与木栅行宫应为西夏皇室的两处离宫。宫殿之间有“五台山寺”一处。历史上，西夏德明和元昊两代都曾遣使到宋朝的五台山（今山西省五台县境）敬佛供僧，贺兰山五台山寺当系西夏仿照山西五台山所建之佛寺。除五台山寺外，尚有贺兰山佛祖院等。《西夏地形图》还标明“有泉九十九眼”,说明山中泉水之多，是各处离宫别院居住者赖以生存的水源。

　　时至今日，贺兰山小滚钟口、黄旗口、镇木关沟、拜寺口、贺兰口、西番口、大水口等地的西夏离宫寺院遗址，还存有大量西夏风格的建筑构件、瓷器残片、佛教塑像等。

明清以来贺兰山附近的活动

　　元代，贺兰山开发活动减少，但佛教活动依旧活跃。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邻近郡邑之人都前往贺兰山文殊殿供斋、礼拜。

　　明代，贺兰山西麓是蒙古部落的牧场，嘉靖年间，达延汗子孙就有“十万之众屯贺兰山”。为防御蒙古部落，明朝沿贺兰山东麓及黄河两岸建立了许多镇卫堡，发谪戍之人及沿边骑士缮城戍守，同时沿东麓山口修建北长城和西长城。

　　清代，贺兰山东西麓都在清政府管辖之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钦差理藩院主持贺兰山划界，以长城外推六十里的西麓为界，整个贺兰山属于宁夏府管辖地。但贺兰山是天然的优良牧场，一纸划界文书抵挡不住蒙古部落越界游牧，有时甚至到达东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阿拉善王府在贺兰山西麓建立广宗寺（南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修建福因寺（北寺），按照“籍寺占山”的原则，最终确立了阿拉善一方对贺兰山西麓资源的控制权。清代对贺兰山管制比较宽松，“宁夏民间烧柴及修渠木植，皆取资于此，且附近山场之镇北、平羌二堡居民数百户并无可耕之田，惟赖樵采此数山柴货买养生”（《清道光·中卫县志》）。贺兰山打硙口、汝箕沟的煤炭开采也形成了一定规模。

　　民国时期，宁夏居民所需木材物资，除一部分大材由甘肃、青海输入，一般建材和家具用材皆取之于贺兰山。1937—1942年，贺兰山砍伐桁条1.31万立方米，砍伐椽子1万立方米。这些木材较多在吴忠堡和定远营等市场上交易，或卖到周边地区。

　　时间长河奔腾不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导下，宁夏启动建设贺兰山东麓文化旅游产业带、国家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以及贺兰山东麓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贺兰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被我国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推荐为10个中国特色的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之一，贺兰山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宁夏大学教授、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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