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部署。
民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边疆研究等都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为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有关重要论述，本报约请专家学者展开讨论，为民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边疆研究领域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言献策。
用好“三种资源”，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郝时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的重要任务。在论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时，强调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一系列学科，其中就包括民族学。这是基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定位。这一基本国情，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地位、学术价值和话语特色，这是加快完善民族学学科在发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作用的重要支点。
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分类，学术是对学科知识的阐释和应用之道，话语则是传播和普及学科知识的载体。事实上，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建设，都聚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学科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无疑具有原创性、独特性和本土性的特点，但就“知识体系”而言则具有继承性、开放性和传播能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体现继承性、民族性”时，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的资源：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就民族学学科而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思想成就和政治文化形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所涵盖的理论、制度、法律、政策等），即是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虽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是长期以来民族学学科所设二级学科之首，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提炼、理论体系阐释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概论的教材建设，仍属于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思想成就及其文化形态承前启后、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研究，即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化阐释，是丰富和巩固民族学学科指导思想的“最大增量”，也是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发挥对哲学社会科学支撑作用的着力点。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互动交往、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交融的历史，形成了大量古典民族志文献（包括图谱）。这些文化遗产既是记录各民族“五个共同”的史证，也是中国民族学植根本土的养分，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解读。同时，中国古代世界观中有“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的认知，使源自甲骨文的“族”字成为中国最古老的“原始分类”口径，形成“羌华夷汉，所以辨族类而系万民”的“类族辨物”之法。这种分类的目的是认知其“异”而谋求其“同”，即“类族辨物，所以审异而致同也”。“审异”多元、“致同”一体，“致同”即“通天下之志”的“大同”之道。这是中国古代智慧“和而不同”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中国多文字史料体系建设的同时，提炼和释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理论和思想方法，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隋唐确立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分类，到元明时期“五经列于学科者”的“易、书、诗、礼、春秋”学术流派；从近代“西学东渐”到清末变法开办新学，再到民国时期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现代学科基础，民族学是在这一进程中传入的西学之一。或者说，大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学科设置，都是属于西学范畴。相应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也伴随着学科传入中国，民族学也不例外。但是，从学术实践的角度看，从广义的民族研究展开民族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及其学术先行者立足本土、耕耘田野、服务国是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成就。对此，同侪后学要有敬畏之心。学术研究是开放性发展的领域，汲取国外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是启发、促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必要条件，但是引进和应用都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而不是生搬硬套地解释或评判中国事务，从而失去了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学术史研究，也是发挥民族学学科对哲学社会科学支撑作用的重要任务。
新时代聚焦学科、学术、话语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一系列原创性论断，为民族学等众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指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主体性命题，亟需学术界开展准确、系统的学理阐释。必须意识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对各民族文化差异做减法，而是围绕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做加法，以不断增进共同性的过程。这一进程是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用好上述三方面资源，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机遇。
以理论创新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范恩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中国边疆学是一门以研究中国疆域历史形成以及边疆地区社会发展、民族关系、治理实践等内容为核心，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于一体的交叉性新兴学科。目前，我国边疆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在服务边疆治理和国家战略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但在学科理论、方法、范式等方面，还缺乏鲜明的中国边疆研究导向，亟须构建以中国边疆为逻辑起点、以“中国边疆历史、现实特性”为认知范畴、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现实关怀的自主知识体系。
我国历来重视边疆地理、交通、风俗、资源、人文等知识，并在古籍中保存了大量边疆地理志、图经、行纪等文献，如《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大唐西域记》《岭外代答》《岛夷志略》《皇舆全览图》等，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但是“中心—边缘”和“华夷之辨”思想束缚了古代对边疆知识体系的建构。
近代以来的中国边疆研究，始于因应边疆危机而产生的边疆史地学。清乾嘉以降，“西北史地学”兴盛，以考据为基、经世为旨，开辟了边疆实证研究之先河。其考察范围已经系统涵盖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社会、民族等内容，但仍谈不上科学性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自觉。吴文藻先生认为，“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韩儒林认为：“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进的状况……”
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社会学东渐后，在救亡图存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我国学者们将边疆作为重要调查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边政学。边政学是在中国孕育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多学科与现实导向是边政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支撑边政学发展的有生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则是边政学发展初期的核心支柱。民族学学者主要以田野调查方法为依托，系统全面、翔实可靠地记录边疆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深入了解、建设边疆奠定了资料基础。然而，边政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范式，特别是从文化角度对族群、民族等问题的探讨，不可避免受到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因此存在很大局限。
除民族学外，西方“中国学”研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边疆研究。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东方学”研究蓬勃兴起，他们对与西方相对的东方诸地区、国家、民族和族群的研究，形成了与西方新语文学对应的众多东方“民族语文学”新学科。这些域外“学”以地域或族群命名，一方面发挥西方学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民族学方面的优势，对于研究对象的语言、文字、民俗、文化乃至历史进行了系统探究；但是另一方面，其所制造的“语言—族群—主权”的虚假同构链条，亦需高度警惕与有效防范。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研究方法。为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边疆学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为中国边疆历史叙事提供了框架和体系。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边疆研究日益走深走实，学科建设不断推进，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理论特色更加鲜明、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实践导向和问题意识更加凸显，有力服务国家边疆治理大局。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当前边疆知识生产仍存在理论原创性不足、学科交叉深度不够、理论回应现实能力偏弱、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等问题。
面向新征程，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坚持唯物史观，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史的双重维度，在历史长河中厘清边疆与内地双向塑造、互构共生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边疆作为国家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统一性，深刻揭示边疆地区在维护国家安全、弘扬中华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开放发展、构建和谐周边等国家重大战略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高水平学理支撑。
一要加强中国边疆学核心概念的科学界定。系统梳理“边疆”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权”“治理”等基本概念的历史语义流变与当代内涵，辨析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语境中的核心指向与实践张力，以中国边疆历史及现实特性为指引，形成表述清晰、逻辑自洽、内涵明确，兼具历史纵深感、现实解释力与国际对话能力的中国边疆学核心概念，避免概念泛化、滥用与理论空转。
二要深化中国疆域整体史的理论探索。既要突破西方二元对立的叙事陷阱，也要摒弃王朝史观“中心—边缘”的僵化结构，建构一种动态、互构、整体性的历史解释体系。要以立足“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核心指引，着重梳理边疆与内地互动共生的历史脉络，揭示各民族在疆域形成、制度创设、文化交融、经济联动中的贡献，为当代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撑。
三要超越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实践中铸就的，既不是受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影响的产物，其独特发展道路也完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认识局限。这一历史事实要求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出发，深入研究边疆发展的历史进程，系统揭示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规律，准确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内在机理与历史必然性。
四要在边疆各民族发展史研究中，以汉文史料为基本框架，用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将历史上边疆地区的社会演进、人群发展与中国整体历史进程紧密结合，牢牢把握中国疆域形成发展、历代王朝治边实践、边疆社会结构变迁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等主线。汉文史料具有连续性、全面性等特点，时间上涵盖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地域上覆盖包括中原与边疆的广大地区。藏文、蒙古文、满文等大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生动记录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面貌及其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从多民族视角印证了“大一统”的历史追求与共同价值，是史料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要在边疆治理现实问题研究中体现理论建构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如，从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目标的角度，提炼出理解边疆安全关系、风险类型与总体安全逻辑的理论框架，推动边疆安全研究在学理与方法上系统发展；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构建理论框架，探索边疆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建设适配性、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边疆安全稳定与开放发展辩证关系等；以海洋强国建设为目标，围绕“保护海洋与开发海洋有机协调发展”“海陆一体、联结世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等构建海疆理论框架，深化理论认识。
六要构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新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有利于发展当代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中国特色地缘政治理论体系。既要扎根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政治智慧与“大一统”治理传统，也要汲取历代边疆治理中“亲仁善邻”“国虽大，好战必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信修睦”等制度智慧与实践理性，更要立足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及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推出边疆研究成果，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提升中国边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华民族学学科构建的方法论自觉
□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孔新峰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 张翔
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院长 张福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这些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战略全局，紧扣学科建设核心任务，为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
作为新时代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的新增二级学科，中华民族学是以民族学理论范式和方法论为基础，围绕中华民族的实体性与整体性进行系统研究的“中华民族之学”。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统领和指导，树立“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典范”“以共同性为指向”三大方法论自觉，植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沃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稳步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学知识体系。
坚守“以中国为方法”
“以中国为方法”，核心是树牢中华民族学研究认识论自觉，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学术桎梏，把中华各民族互动交融历史、中华文明独特禀赋、党的民族工作治理实践置于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核心位置，走好原创性学术发展道路。20世纪40年代，我国学者李安宅就提出，深耕中国本土研究本身就是推动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论述直指西方学术话语垄断弊端，确立了以中国实践滋养理论创新、以本土经验催生学术洞见的正确导向。
中华民族发展有自身独特历史脉络和内在规律，不能套用西方民族理论模板开展研究。新时代中华民族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必须坚守政治立场、强化政治判断力、保持鲜明学术批判精神。针对东方主义叙事、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以及“中国文化西来说”“新清史观”“内亚史观”等伪科学命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深入挖掘西方殖民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偏见的根源，破除扭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本质的错误叙事，巩固中国自主学术叙事的主导地位。
现在社科领域诸多通用核心概念源自西方特定历史实践，自带固有价值立场，盲目照搬必然“水土不服”、误读中国实际。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既要理性甄别，借鉴西方理论有益成分；更要立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扎根几千年民族交融历史和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鲜活实践，提炼原创性概念、构建本土化理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就是根植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自身特点、构建自主民族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突破。
践行“以中国为方法”这一方法论，必须将民族研究置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宏观视野中，摒弃孤立、静态、碎片化的研究模式，摆脱理论依附，增强学术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
秉持“以中国为典范”
中华民族学学科建设既要贯穿传统与现代，也要融通中外、兼济世界。“以中国为典范”，绝非将中国经验绝对化、搞学术话语替代，而是立足我国多民族手足相亲、民族事务有效治理的坚实实践基础，打造适配国情、可供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借鉴的全新研究范式。
中国治理的典范价值，核心是摒弃霸权对抗逻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文明发展底层逻辑。不同于西方主导的等级分化、零和博弈旧式秩序，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始终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巩固发展。
“以中国为典范”这一方法论立场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治理智慧。儒家思想历来推崇君子典范的引领作用，古代政治治理始终注重总结历代王朝兴衰得失，以历史智慧指导当下实践。新时代践行“以中国为典范”，本质是传承中华传统智慧、立足中国实践提炼治理规律，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非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典范。
锚定“以共同性为指向”
“以中国为方法”夯实认识论基础，“以中国为典范”拓宽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之上，坚持“以共同性为指向”，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方法论关键。
“以共同性为指向”的方法论核心，是以“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根本遵循，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演进壮大的内在规律。从国家治理整体性、中华文明连续性、民族交融必然性等维度，搭建系统完备、解释力强的学术认知框架。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十二个必须”要求，从政策衔接、文化传承、情感交融、社会共建等多个维度开展理论研究，为全方位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共同性根基提供学术支撑。
实践层面，要聚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关键领域，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互嵌式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建设等实践场景中，实证各民族共生共融、共建共享的核心逻辑。要始终遵循“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重要原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治理理念，总结和提炼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和有益经验。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口流动不断加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大流动、大融居的态势。农牧过渡带、传统民族文化走廊等重点区域，历来是民族迁徙往来、文化互动频繁场所。践行“以共同性为指向”方法论，必须推动民族研究从过去静态化、单点化、区隔化的陈旧模式，转向流动化、网络化、一体化的全新空间认知。
面向新征程，中华民族学应继续立足“共同性”这一研究视角，立足中华民族自身独特的历史，紧扣当代民族工作实践，回应全球多元文明共生关切，善用系统性、融贯性研究方法，提炼标识性学术概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坚实理论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共同体建设实践，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学科智慧、提供理论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学要重视史学传统与历史文献
□ 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 杨蕤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民族学是一门研究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强调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既研究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又关注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脉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在历时性研究方面下功夫。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和丰富的历史文献作为民族学学者开展历时性研究的重要基础，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学的重要本土因素。
重视史学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鲜明特征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史、修史、学史、传史的传统。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学学者结合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我国丰富的史料文献进行研究阐释，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特征。
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随“西学东渐”浪潮进入中国，许多学者就关注到我国历史文献对民族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结合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对收集到的历史文献进行阐述，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历史学派”。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民族学家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民族史，对各民族的历史和历史上的各民族进行深入研究，强化了民族学历史研究的传统和阵营。1956年至1966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民族学家结合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开展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等系统工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民族学研究逐渐步入正轨，注重历史研究的传统被传承下来。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就重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发展历程对当代民族格局的影响。21世纪以来，历史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成为许多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方法，产出了诸多成果。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要继续重视史学传统，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系统阐释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逻辑，深入揭示各民族在广袤疆域上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演进机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史学支撑。
历史文献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中华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们记录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仅汉文古籍就有270余万部，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在线开放的古籍数字资源超过16万部。
对历史文献加以挖掘利用，推进中华民族通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是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学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官修史籍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记述周边各民族是中原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等文献中就记载了我国古代各民族交往的历史。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将关于各民族的记载以纪传体形式加以系统化后，历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撰述各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多数史学家均关注到各民族发展状况及其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自成体系、源远流长的历史书写传统，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地方性文献是研究区域社会与民族的资料支撑。地方性文献是学者理解其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形成的基础，是讨论多民族聚居地区文化互鉴融通、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重要依据。学者在开展田野民族志研究过程中，能够利用地方性文献弥补田野调查资料的不足。
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作出史学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要立足中国历史，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特质、学术发展谱系等基础上建成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从学科建设来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多学科共同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优化民族学学科设置，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民族学研究既要关注共时性，也要关注历时性。历史学为民族学提供了纵向观察的视角，对民族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要从学科本体上理解民族社会结构、文化体系、民族关系发展与嬗变的历程，注重从历史要素中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切把握与认知。
从现实需要看，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等开展现实问题研究，是中国特色民族学解读我国民族工作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的现实需要。对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除了要聚焦当下各民族在文化、经济等层面的互动外，还需要关注各民族历史的线性发展，必须结合现实需要，从历史要素中寻求智慧。既要研究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趋势，研究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等“大一统”传统；也要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民族工作历程，深化对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准确把握和规律性认识，推出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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