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一场教师资格证考试过后，一道关于传统乐器的题目“瑟的常规弦数是多少根”引发热议。因为李商隐的那句经典名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许多考生不假思索地勾选了答案“50根”。然而，当答案揭晓为“25根”时，网友们纷纷直呼“被李商隐背刺了”，却不知这背后承载着中国文人最精妙的诗性表达。

　　瑟是我国古代传统弹拨乐器之一，历史悠久，在先秦时期已广泛流行，属于“八音”中的“丝”类乐器。瑟的形制与音乐理念影响了后世筝、古琴等乐器的发展。20世纪以来，学者和音乐家依据出土文物复制古瑟，并尝试复原其演奏技法。瑟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见证，其庄重的音色与丰富的历史内涵，至今仍为传统文化爱好者所追慕。

　　一把古瑟见证情感共鸣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暮春，正在徐州幕府任职的李商隐接到长安家中告知其妻病危的急信。当他策马狂奔赶到家时，妻子王氏已经亡故，唯留生前常抚的锦瑟静置房中。这场生死错位的痛楚，在李商隐的《房中曲》中凝结成“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的锥心之句。当二十五弦瑟仍在梁间震颤，晚年的李商隐在《锦瑟》中以“五十弦”的意象，将对青春年华和亡妻的追忆之痛化作双重的悲切思念。

　　目前出土文物尚未有对“五十弦瑟”这类乐器的实物支撑。然而，这也并非诗人无端的想象。《史记·封禅书》记载，“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说的是太帝即太皞伏羲氏喜好音乐，让神人素女为他鼓五十弦瑟，由于音调过哀，伏羲悲伤不止，因而将瑟劈去一半，只余二十五弦。由此可见，瑟发出的声音有多么悲凉，李商隐的诗便有多么遗憾和深情。

　　不过，古瑟曲大多已失传，文献中只提及到《湘妃怨》《瑟调》等曲目。瑟常出现在诗词中，象征高雅，表达思念或哀愁，如北宋贺铸的“锦瑟华年谁与度”，唐李白的“赵瑟初停凤凰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乐器改制传说，在不同地区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变奏。在中原典籍中，“破瑟”的传说象征礼乐节制，而在边疆族群的口传史中却衍生出不同的叙事。在羌族和藏族传说中，素女西行雪域，瑟弦因寒冻崩断，当地人以牦牛筋续弦，使悲音化为苍凉法音；南方百越族群则将伏羲蛇身持瑟的形象铸于铜鼓，中原瑟调与南方铜鼓节奏交融，成为部族盟誓的仪式核心。

　　这种文化对话不仅体现于传说重构之中，更在具体的技术层面得以呈现——中原传统的蚕丝弦在边疆被因地制宜地替换为牛筋等材质；为适应游牧生活，可移动瑟柱的设计应运而生；五声音阶与胡乐七声，在瑟谱中碰撞出混融曲调。

　　一把古瑟，在数千年的流转中承载着人们深沉的情感表达，也见证了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融合和情感共鸣。

　　琴瑟和鸣的悠扬旋律

　　作为中华民族古老的弹拨乐器，瑟的起源十分久远。记载先秦社会礼法风俗等的《周礼·乐器图》中就有关于不同种类的瑟的记载：“雅瑟二十三弦，颂瑟二十五弦，饰以宝玉者曰宝瑟，绘文如锦者曰锦瑟。”

　　琴与瑟虽自古并称，在形制与功用上却各具特色。琴（古琴）形制修长，通常为七弦，音色清幽淡远，多用于文人雅士独奏；瑟则体形宽大，多为二十五弦，音域宽广、音色明亮，常作为宫廷雅乐伴奏乐器。在音色方面，因为瑟的发音短促干脆，饱满结实，且出音密度大，具有极强的深度与力度，故而多用来演奏悲伤或悲愤的曲子，常常和离别、忆念等悲怨情绪联系在一起。

　　琴声清亮，瑟声低沉，故而二者在演奏时常相互配合。周代，乐师对琴瑟的搭配还有具体要求：“大琴大瑟，中琴小瑟”（《礼记·明堂位》）——大琴应与大瑟相配，中琴则应与小瑟共同演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琴瑟友之”“鼓瑟吹笙”等关于瑟的诗句，特别是“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的描写，更成为后世“琴瑟和鸣”一词的源头。

　　周代，瑟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代表士大夫的修养，《礼记·曲礼下》有“士无故不撤琴瑟”之说。春秋战国至汉代，瑟是宫廷雅乐和民间宴饮的重要乐器，常与琴合奏。

　　古瑟演变中的民族交融密码

　　在历史变迁中，古瑟的演变历程反映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成为各民族交流往来的见证。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彩漆二十五弦瑟，堪称早期瑟器的典范之作。瑟体以朱漆为底，饰以黑、黄漆彩绘凤鸟纹、云雷纹，尾端有龙蛇形象的浮雕，充分展现了楚地瑰丽的想象。文物专家发现此瑟最粗的几根低音弦，用的就是牛筋弦——不同于中原用“丝弦”的习惯，揭示了早期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龙纹漆木瑟，更是堪称见证文化交融的“活化石”。此瑟面两端髹黑漆，首岳外侧可见一排二十五弦孔，瑟面四周镶嵌着硬木镂空的各种动物图案，两侧镶嵌几何纹饰。尤为珍贵的是，瑟面中央盘绕着一条碎细绿松石镶嵌的飞龙。这种装饰手法在汉代乐器中极其罕见，但与甘肃马家塬战国戎人墓地出土的金银器工艺风格较为相似，有可能是受到古羌人金属装饰风格的影响。

　　唐宋时期，诗人写琵琶“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却对瑟的描写寥寥。这一现象折射出当时文化格局的深刻变迁：在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中，融合多元民族特色的乐舞艺术在宫廷乃至民间蓬勃发展。在羯鼓、羌笛等大量胡乐乐器进入中原的背景下，瑟逐渐被各类民族文化融合的乐器所替代。

　　也正因如此，瑟的改良也势在必行。唐代乐师们在增加瑟的音量、改良音色、丰富演奏技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适应与琵琶、嵇琴、箜篌等外来乐器的合奏需求，乐师在保持瑟低沉音色的同时，对其弦制、形制以及音律律法都作出了相应调整。

　　因此，唐宋以来历代宫廷所用和文献所载的瑟，与古瑟已有较大差异。成书于宋元之际的《瑟谱》详细记载了当时瑟的典型构造：首尾各有一长条岳山，两侧有数目相应的弦孔，依次张弦。弦数虽依然是二十五弦，但正中一弦（第十三弦）为不弹奏的“哑弦”，相当于二十四弦，恰好覆盖两个八度音程的二十四个音位。

　　明清时期出现的“改良瑟”更具创新性，弦数在二十至二十五弦间灵活调整。清代宫廷旧藏的黑漆彩画云龙纹瑟，其髹漆与织造工艺吸收波斯金箔贴饰技术，面板纹样中汉式云龙与佛教“卍”字吉祥符并存，木料中包含边疆优质木材；瑟体装饰的八瓣花纹、回纹等几何图案兼具藏族唐卡与中原传统元素。此瑟与琵琶、笙等乐器合奏，律制上兼容满、汉音阶体系。

　　这种技术、艺术与思想的全方位融合，既是清代“以文化之”治理智慧的物化体现，更是中华礼乐文明在多元互动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见证。如今，随着技术革新、艺术创造与数字科技的多维赋能，瑟这一古老的乐器在当代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从远古伏羲劈瑟的传说，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精美木瑟实物；从盛唐长安胡汉乐队的恢弘合奏，到清代紫禁城内多民族音乐的深情对话，直至今日“数字瑟”的现代演绎等，瑟的形制演变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多民族交融史。二十五弦瑟始终在诉说：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音调的独奏，而是多民族琴瑟和鸣的合奏。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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