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并称为中国“文房四宝”。南唐时，宣州诸葛笔、徽州廷珪墨、徽州澄心堂纸和徽州龙尾砚，并称“天下四宝”。古徽州本身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儒学兴盛，文风昌盛，重视教育。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催生了对高品质文房用具的巨大需求，也赋予了这些器物高雅的艺术灵魂。

　　提到“徽州”，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书香门第、儒雅商人，以及他们案头那精致的徽墨、歙砚和名纸。这三者不仅是徽州物质生产的巅峰之作，更是徽州精神文化的物化象征。而徽墨更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仿佛将徽州人的精神气韵与万般才情，都凝练于这漆黑坚硬的方寸之间。它不仅是一件文房用具，更是时间沉淀的产物与文化的承载者。

　　徽墨的起源：

　　乱世烽烟，挡不住技艺传承

　　唐朝末年，北方制墨世家奚超、奚廷珪父子为避战乱，从易水（今河北易县）举家南迁到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把歙州改为徽州，今安徽歙县）。他们带着一身制墨绝技，在颠沛流离中闯入徽州的青山碧水间。当他们俯身掬起新安江的清泉，望见两岸无边的松涛，便知这方水土是续写家族手艺的宿命之地。

　　在传统制墨的谱系里，松烟始终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这种由松木燃烧产生的烟炱，以其细腻的质地和纯粹的黑度，成为历代墨工心中最珍贵的原料。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用短短百余字记下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制墨配方，看似简单的“烟+胶+添加剂”，实则藏着沉淀千百年的制墨智慧，为后世的墨料体系奠定基调。

　　奚氏父子将北方的细筛松烟技术与南方的胶料改良结合，让墨更耐磨。增加捶打次数，从北方的一百次增至二百次，让墨锭质地更加紧密。《徽州府志》里记载的这段往事，藏着徽墨最初的基因。

　　奚超将易水制墨的古法与徽州的松烟、清泉相融，烧制出的墨锭黑如点漆，研之无声，舔笔不胶。此墨一出，立刻惊艳江南。消息很快便传到南唐宫廷，后主李煜摩挲着这锭墨，惊叹于它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质感，当即赐奚氏家族国姓“李”，还让奚超之子奚廷珪执掌墨务官。

　　帝王的青睐，让奚墨变为李墨，一夜成名。民间流传“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往来徽州的商队里，总有带着重金求墨的文人。此后，李超父子将技艺传给当地工匠，带动徽州成为“墨都”。元代诗人、画家倪瓒追忆李廷珪制墨古法，赞松烟墨寒芒之韵，写道：“麋胶万杵捣玄霜，螺制初成龙井庄。悟得廷圭张遇法，古松烟细色苍苍。”

　　在安徽黄山祁门县一座北宋古墓的积水中，人们发现了一锭断为两截的徽墨，上有“文府”二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徽墨实物，充分展示了徽墨历久不散、浸水不腐的品质。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从河北易水到安徽徽州，这枚小小的墨锭完成了重要的文化迁徙，而徽州也逐渐成为全国制墨业的重镇。

　　铜柱飘墨香：

　　镌刻护边保疆的历史记忆

　　历史的回响总会在器物中留下深刻印记，徽墨亦是如此。即便历经百年，研磨时依旧能闻到醇厚的松香，书写时墨色浓淡相宜、不洇纸不褪色。这便是徽墨的神奇之处，它以坚实的质地与持久的生命力，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文化情怀与文人风骨留存下来。

　　有一方特殊的墨锭，就承载着一个关于家国热血的故事。这锭墨形似青铜界桩，上面有“疆域有封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的铭文，如刀刻斧凿般，诉说着1886年中俄勘界时的铁血誓言。

　　清光绪年间，边疆危机骤起，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吴大澂临危受命，奉使赴珲春，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重勘中俄东部边界。当时，俄人已经非法侵占中国珲春黑顶子地区达20年之久。图们江出海口处，清廷原设的“乌”字界牌早已不见踪迹，本应标识边界的“土”字牌，也被搬到远距海岸44公里处。

　　更令人痛心的是，边疆的风霜侵蚀与俄方的肆意妄为，让中方的木质界桩尽数腐朽损毁，而俄方的石制界碑却始终矗立。从珲春河到图们江，绵延五百多里的边境线上，竟连一根中方界桩都难寻踪影。

　　清朝后期积贫积弱，国土被不断蚕食。而谈判桌上，俄方代表竟抛出荒唐说辞：“海潮涨到哪里，哪里就是大海，如今‘土’字牌的位置正合适。”面对这般强词夺理，吴大澂当即严词回击。他与依克唐阿等爱国将领并肩协作，坚守寸土不让的原则，历经5个月，最终成功补立、重立及挪回多块中国界碑，收回黑顶子地区，还为中国船只争取到自由出入图们江口的权益。

　　为铭记这一维权成果，他们在珲春长岭子山口立下四米高的青铜界柱。铜柱之上，镌刻着吴大澂手书的篆书四行五十八字，其中“疆域有封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的铭文，字字铿锵，重若千钧。

　　吴大澂在书法领域造诣甚高，他深知一件精良的文房用品，往往能成为承载记忆与精神的绝佳载体。当他得知参与东北边疆事务的胡传（胡适之父）有位同宗亲戚正是闻名遐迩的胡开文墨庄经营者后，便立刻郑重托付胡传，定制以铜柱为主题的铜柱墨，以此纪念此次勘界维权的胜利，并让这段保卫领土的历史与精神，随墨锭走进更多文人的案头，以笔墨为纽带延续下去。

　　然而，1900年，俄军入侵珲春，青铜界柱被损毁。铜柱墨的墨模也因时代变迁而沉睡百年。直到2014年，吴大澂的五世孙吴元京在上海发现墨模，经过技术攻关，“此柱可立不可移”的誓言才再次在墨香中苏醒。

　　地球现墨身：

　　时代浪潮下的墨艺创新

　　如果说铜柱墨见证了爱国固边的壮举，那么地球墨则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生动见证。

　　1915年，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一款名为地球墨的徽墨，吸引了在场人的目光。这块直径仅12.2厘米、厚1.5厘米的墨锭上，却雕出了整个世界。墨的正反两面，均为世界地图，一面东半球，一面西半球。墨面经纬线细若游丝，七大洲轮廓纤毫毕现。这方墨的诞生，远非单纯的技艺展示，而是交织着近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复杂情感。

　　当年，民国政府对受邀参加展览极为重视，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民族产业的一次世界性展示。在筹备过程中，来自徽州的胡开文墨业脱颖而出，肩负起带着凝聚东方智慧与文化底蕴的文房之宝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风采的重任。

　　1915年，清王朝虽已终结，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禁锢并未彻底消散，仍有很多人对世界的认知停留在天圆地方的想象中，对海外的地理、文化与文明缺乏基本认知。面对时代的挑战，匠人们决定采用最为传统的手艺作为回应，将西方传入的世界地理测绘知识融入徽墨制作中，地球墨由此诞生。此时的地球墨，早已不只是书写的工具，它更像一面小小的镜子，映射出中国人不甘落后、渴望与世界同频的追求。这份超越时代的意识与情感，正是它跨越百年仍被铭记的关键所在。

　　1956年，安徽歙县将多家老字号作坊公私合营，成立了歙县老胡开文墨厂，注册了“李廷珪”商标。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与屯溪胡开文墨厂、上海墨厂，并称“老三厂”，传承着古老的制墨工艺。

　　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大批制墨人承前启后，以积极的探索精神推进制墨文化事业不断发展。

　　近年来兴起了一种新徽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大国工匠”冯良才是新徽墨的制墨代表。他将古法制墨与现代工艺融合，对制墨工艺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制作的“御制铭园图”套墨在2015年巴黎首届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从奚氏父子乱世传艺奠定徽墨根基，到铜柱墨镌刻护边壮志，再到地球墨映照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觉醒，徽墨早已超越书写工具的意义。它是文人风骨的寄托，是技艺传承的载体，更是民族精神的缩影。

　　墨香流转千年，虽历经岁月变迁，却始终以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华文明的脉络。如今，这份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怀的墨韵，仍在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坚韧与智慧，在新时代续写着属于它的传奇。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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