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其独特的光泽与稀有性，使它在历史长河中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近日，由首都博物馆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特别展览“黄金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古代金器展”在北京举行。

　　展览以“黄金如缕，互鉴为桥”为主题，分为“兴起：草原与早期中国”“碰撞：唐与吐蕃”“融合：辽宋至明”3个单元，甄选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珍藏的金器精品逾170件（套），涵盖首饰、腰带饰件、车马饰、礼仪用具等多种类型。这些展品造型各异、工艺精湛，时间跨度自公元前15世纪至明代，系统展现了中国黄金工艺三千余年的璀璨历程。

　　“兴起：草原与早期中国”单元，勾勒出黄金从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并初步发展的轨迹。自商代起，北方地区陆续出现金器，其工艺和风格多受草原文化影响。金饰上的动物纹样充满力量与动感，成为草原贵族身份与权力的象征。展品中一对黄金鼻饮由细丝打制而成，两端呈喇叭形。此类喇叭形器物不仅在匈奴墓葬中常见，在甘肃磨沟遗址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中亦有类似发现，显示出此类器物流行年代较长、地域分布范围较广。

　　在中华文明发展早期，草原贵族与中原贵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身份标识：草原贵族偏好黄金饰品，而中原贵族则主要使用青铜器和玉器。随着周、秦、汉时期迁徙、战争与贸易的推动，中原贵族也开始将黄金用于日常生活与礼仪之中。草原部落、中原族群的黄金饰品各具其趣，异中有同。展品中一组黄金带钩与管饰，既见中原风格的龙纹、人物纹与虎纹，又融入草原特色的斜格四瓣花纹与绿松石镶嵌，正是早期中原与草原乃至域外频繁交流的生动例证。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金器工艺也呈现出空前的包容与创新特质。“碰撞：唐与吐蕃”单元中，金冠饰、带钩及镶嵌宝石的饰件，融合了中原审美与吐蕃乃至南亚的艺术风格。由于丝绸之路等交通网络的畅通，商旅不绝、经济繁荣，唐代的金银器在纹饰和造型上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汇。在这一时期，吐蕃也积极吸纳中原、南亚、中亚与西亚的文化元素，形成了具有独特吐蕃特色的金器风格。初唐时期，有吐蕃将当地金器作为礼物送至长安的记录，唐朝的金器也通过彼此间的联姻等互动传入青藏高原。在吐蕃与唐朝长达3个世纪的密切交往中，金器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媒介。

　　吐蕃贵族喜以黄金制作个人饰物，且常嵌有大量绿松石。展览中的一组吐蕃颈部饰物，其以金珠为框、内嵌宝石的“金筐宝钿”工艺，在唐代金银器上也十分流行，反映出技艺与审美的跨地域传播和文化交流。

　　“融合：辽宋至明”单元，通过辽、宋、西夏与元、明时期的精美金器，展现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彰显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特点。辽代的金饰设计既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的粗犷特质，又展现出中原文化的细腻；两宋时期的金器则趋于精致典雅，富有生活气息。

　　展览中，一对辽代摩羯花苞形耳环，由锤揲和錾刻的金片合成，呈U字形摩羯纹。摩羯口部设有弯曲的金丝，用于佩戴，是契丹贵族女性的典型饰物。一组西夏头饰，每件呈叶形，满镶绿松石，辅以累丝装饰，其设计与宋代桥梁式发钗异曲同工。

　　明代，“首饰”一词专指女性饰物，金银首饰嵌宝成为新的贵族风尚。这些变化体现出在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金饰风格渐趋统一。展览中，一件明代双龙戏珠纹梁冠尤为引人注目，其以累丝工艺制成，双龙双翼饰寿山福海和金丝编成的五爪戏珠双龙，其中火珠镶嵌红宝石。尤为精巧的是，龙颈部设有弹簧，佩戴行动时龙首会随之摇摆，栩栩如生。

　　此外，展览还系统梳理了金器制作工艺的演进，从早期的锤揲、浇铸，到中后期日趋复杂的鎏金、金珠与宝石镶嵌等技术，观众不仅能领略金器的艺术之美，也可窥见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智慧与不懈探索。

　　黄金背后，是历史的流动与共生的轨迹，是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的熠熠光彩。“作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重要馆藏，这批金器不仅艺术价值极高，更承载了跨越时空的文明交流史。本次展览的举办，既为首都观众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感受古代黄金文明的珍贵机会，也将推动两地博物馆在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上的进一步合作。”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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