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吴仕民的长篇小说《烽火汉简》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作品取材于一段真实历史。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居延烽燧遗址发掘出1万余枚汉简，后世称之为“居延汉简”。小说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艺术再现了这批国宝自发现、转运至漂泊海外的曲折历程，融合了考古发现、文化抗战与文人护宝等多重叙事，谱写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守护文明根脉的动人篇章。

　　吴仕民深耕于历史文化题材创作，此前其作品《铁网铜钩》《旧林故渊》等均以注重史实依托、叙事厚重见长。《烽火汉简》延续这一风格，透过“夺简”与“护简”的生死较量，展现了一代学人在烽火中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

　　汉简是我国两汉时期书写于竹木简牍上的文字遗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是指缀连而成的简牍，“典”则是双手捧持的简册。

　　从商周到东晋末年，简牍作为文字载体，承载着丰厚的中华文明。从册、删、汗青到罄竹难书、韦编三绝、学富五车等，这些字词和成语皆源自简牍时代。简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文明长河一段壮美而神奇的文化记忆。

　　东晋元兴年间，篡权的桓玄诏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自此，简牍退至历史深处。

　　简牍中，以汉简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在迄今发现的汉简中，则以居延汉简最负盛名。汉武帝时，在河西走廊北端设置居延县，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水经注》解释为“弱水流沙”。汉代的居延隶属张掖郡，是长安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也是防御匈奴的战略屏障。其境内有长城、烽火台，有居延海、胡杨林，有霍去病、李广留下的足迹，更有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瑰丽景色。

　　居延汉简，因出土于居延县而得名，内容涵盖戍卒名籍、物资簿册、律令文书、私人书信等，真实记录了边塞的军事布防、日常管理和吏卒生活，这些木简多由当地胡杨、红柳制成，笔墨书迹跨越两千年仍可辨识，堪称“汉代边塞的档案库”。居延汉简作为迄今出土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汉代简牍群，其价值不仅在于补充《史记》《汉书》之未载，更在于保存了大量“常事不书”的历史细节，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军事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然而，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流转，始终与近代中国的动荡命运紧密相连。1927年，以斯文·赫定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意图独自赴我国西北考察，遭到我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最终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学者黄文弼、徐炳昶等参与其中。1930年在居延烽燧遗址发掘汉简后，瑞方曾企图将文物运往瑞典，但在刘半农、马衡等中国学者的坚持下，简牍最终留存于北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大助教沈仲章等人冒险将汉简分批秘密运出，辗转天津、香港，1940年又经胡适与美国协商，将其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直至1965年转运至台北。这一路的颠沛，正是中国近代文物流转史的缩影。

　　《烽火汉简》不仅是一部关于文物迁徙的小说，更是一部聚焦文化守护的寓言。作品通过“小人物”沈仲章等人在危难中挺身护简的历程，刻画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剧变中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书中对居延汉简形制、内容等的穿插介绍，让读者得以窥见汉代边塞的真实风貌。戍卒元敞因裤子破损写信求借；燧长王宣赊购干草以待发薪偿还；士卒们记录粮饷、巡哨、家书往来……这些琐碎日常，恰是正史之外鲜活的历史呼吸。

　　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到居延汉简，这些重要文物在近代的发现往往伴随着流失与散佚，其坎坷历程折射出近代中国文物流转的普遍困境，也深深牵动着民族情感。《烽火汉简》正是以文学之力，重现那段“文化抗战”的集体记忆，让我们于简牍的沉默与时代的喧嚣间，听见文明薪火代代相传清晰而顽强的声音。

• 前一则:《独龙族的春天》：“一步跨千年”的鲜活叙事
• 后一则:交融创新，彰显国际气派与中华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