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六年（610年），初夏的季风鼓荡着海浪。在义安郡外海（今广东潮州一带），一支庞大的舰队压碎了万顷粼光。虎贲郎将陈棱立于旗舰之首，他的身后，楼船如山、艨艟如林，万余将士的甲胄在海风里泛起幽光。这是隋炀帝派往“流求”的舰队。彼时史籍所载的“流求”，是包含台湾在内的一片岛群。

　　当海水由熟悉的浊黄变为靛青，舰队驶入那传说中的大洋深水，掠过深不见底的海沟，像一枚投入时间之海的石子，其荡开的涟漪，深刻影响了此后海峡两岸千年互动的轨迹。

　　隋朝舰队劈波远航

　　隋朝统一，终结了汉末以来中国近400年的分裂时代。当九州的烽烟渐渐落定，隋炀帝的目光，已越过陆地的疆界——他渴望的，是“威加海内”的功业。

　　此时，自东吴卫温、诸葛直的船队驶向“夷洲”（今台湾），已过去300多年。台湾岛上的欢斯氏部落自立为王，但与福建沿海民间的舟楫贸易往来不绝。

　　早在陈棱远征之前，隋炀帝曾派遣羽骑尉朱宽前往台湾，招降岛内的欢斯氏。大业三年（607年），朱宽首次抵达台湾，但因语言不通与习俗差异，成果并不丰富，仅带回一名当地居民。大业四年（608年），朱宽再次前往试图招抚，却只取回了流求王的布甲，未能达成正式的联系。两次失败的尝试让隋炀帝认识到，仅靠和平招抚难以建立稳定联系。

　　于是，隋炀帝命陈棱率万余士兵，从义安（今潮州）出海远征。启航前，陈棱做足了准备。他特意寻访了“昆仑人”（南洋人或台湾人），反复询问台湾的港口深浅、山川地形与部落聚落。这些口述，化作陈棱脑中原始的航海图。

　　隋朝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突破。高耸的楼船、宽大的五牙舰与灵动的黄龙船劈波前行。历经一段时间航行，陈棱的舰队终于抵达台湾岛。起初，流求人以为是外来的商旅，纷纷前来围观，甚至用贝壳、兽皮换取隋军携带的铁器、瓷器。

　　然而，当隋军表明来意，希望建立官方联系并要求纳贡时，双方因语言隔阂与立场差异爆发冲突。高度组织化的隋军铁阵，撞上欢斯氏的部落武装，巨大的代差让战争毫无悬念。部落部众溃散，陈棱携数千岛民，踏上了归航。据《闽书》所载，这些最早的台湾移民，被安置于福建福清的福庐山麓，这也是第一次有记载的台湾人定居大陆沿海。

　　陈棱被后世奉祀为台湾的“开山祖”，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还专门修建了“开山宫”以纪念。如今台南市民生路的陈棱庙（后称为开山宫），是台湾地区最古老的庙宇之一；而在彰化县，也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陈棱街”。

　　正史首载“流求”图景

　　相传，隋军驻留岛上时，陈棱见部落居民以渔猎为主，虽偶有耕种，却仍用石锄木棒，广种薄收，常陷饥荒。为此，他取中原良种，向当地部落示范垦田、引水、育苗之法。起初，流求人远远观望，疑窦丛生。直到金秋时节，他们亲眼见到军垦的田地里，竟垂下前所未见的沉甸甸稻穗，才纷纷信服效法。

　　这段传说虽未见于《隋书》，却绝非空穴来风。从考古发现来看，台湾地区当时正处在“刀耕火种”与“定居农耕”的过渡阶段，而中原农民早已精耕细作。所以海峡两岸的这次接触，像一粒被风或潮水带来的种子，在台湾的土地上悄然生根。

　　陈棱的这次探索，诞生了正史中首次系统描述台湾的《隋书·东夷传·流求国》。其中寥寥数笔，勾勒了一幅台湾早期的图景：居民过着半定居的生活；饮食“皆用手”，依赖渔猎与少量粟米；衣物则“织斗镂皮”而成。其社会习俗更显古朴：人们“望月亏盈以纪时节”，以自然为历法；婚恋直接，丧葬简朴而充满敬畏。这些带着中原视角的记载，虽称其为“异俗”，却保存了台湾岛前文字时代的样貌。

　　这一切表明，当时台湾社会发展尚处较原始的阶段。而陈棱的远征，承继了东吴探访“夷洲”的先声，又为后世千年绵延不绝的渡海交往与技术文化传播，架起了一座桥梁。正是在这前后相接的历史浪潮中，这片土地日益深入地融入中华文明共同前进的轨道。

　　陈棱的此次远征与随之诞生的《隋书·东夷传·流求国》，标志着中原对台湾的认知，从《三国志》中的“夷洲”，迈向了“水行五日而至”的清晰实证。唐至两宋，官方、士人、海商、海民等共同参与东海开发，海上航路不断拓展，对台湾岛的认知和往来不断深化。元明时期，中国官方强化对台湾岛和琉球群岛的经略，先后实现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和对琉球海域的常态管控，“流求”也在官方主导下统一指向今琉球群岛。

　　此后，无论潮汐如何涨落、朝代如何更迭，陈棱这次航行所开启的对台湾的认知、联系与融合进程，便如一艘永不回头的航船，向着历史的深海驶去。

　　（作者单位：福建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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