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文姬归汉》将东汉才女蔡文姬的人生抉择娓娓道来，藏戏粤剧融合剧《驻藏·张大人》再现岭南先贤张荫棠驻藏治边的家国往事，徽剧《刘铭传》浓缩晚清名将刘铭传临危保台、固疆建省的壮举……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历史人物经由艺术的淬炼再度鲜活，让观众得以走近他们的人生，也走进他们背后的时代。

　　这些作品凭什么打动人心？答案或许藏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仁人志士不胜枚举，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资源。近年来，一批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光芒的作品亦证明了这一点：电视剧《太平年》讲述五代十国“纳土归宋”故事，引发全民“边追剧边补史”；话剧《苏堤春晓》让苏轼从千古风流中走出，辛柏青的表演被赞“演活了中国人的精神偶像”；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的荔枝》等小说，在历史的缝隙中织入丰沛的文学想象。这些文艺作品体裁不同、门类各异，但它们都做到了一件事——有史，更有神。

　　怎么把“史料”变成“艺术”，又把“艺术”讲出“精神”？有三句话值得参考。

　　第一句，方向不能偏——用正确的历史观掌舵。历史题材创作的第一粒“扣子”，就是历史观。历史观歪了，作品制作再精良也是南辕北辙。正确的历史观要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把人物和事件放回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而不是拿今天的尺子量古人，更不能为了博眼球而解构英雄、虚无历史。

　　徽剧《刘铭传》没有把这位抗法保台将领塑造成“完人”，而是展现出他在晚清困局中的不易。观众可以仰视他的雄才大略，也可以共情他的黯然神伤。这种复杂性呈现，恰恰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藏戏粤剧融合剧《驻藏·张大人》也没有把张荫棠简单处理为“高大全”的钦差，而是把他放在清末边疆危机的大背景下，呈现一位大臣如何在国家积弱时扛起千斤重担。

　　历史观正了，作品才有脊梁骨。文艺创作应主动承载主流价值观，从浩繁典籍与历史素材中萃取跨越时代的思想精华，润物无声地引导受众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

　　第二句，分寸要拿稳——在史实与虚构之间找平衡。史实是地基，一字不挪是修史，天马行空是戏说，都不叫创作。正如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所言：“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史实划定边界，虚构填充血肉。两者之间的那片地带，就是艺术施展身手的真正舞台。

　　京剧《文姬归汉》主创团队深研史书，唱腔韵律一丝不苟。正史虽无蔡文姬拜谒昭君墓的记载，该剧却将“祭昭君”作为重头戏，以繁难唱段与真切情感，演绎出两代才女的命运共鸣。而徽剧《刘铭传》中，抗法、建省、修铁路，件件有据；唱词念白、舞台调度，则大胆发挥戏曲写意之长。

　　真正优秀的作品，善于在史实的缝隙中做文章。加工要有理有据，审美要着眼当代。人物有血肉，细节有温度，情感与价值才能穿透古今。当然，历史不只有正襟危坐的一面。它可以是浪漫主义的激扬，可以是意识流的幽微，也可以是喜剧笔法的俏皮。风格无高下，关键在底色——只要精神正向、情感真挚，每一种探索都值得尊重。

　　第三句，眼界要开阔——让过去跟今天对上话。历史题材作品的开掘，还要立足当代视角，以服务现代观众为旨归。这就要求创作者在研究历史、把握历史的实践中，做到以史为鉴、观照现实，让观众在艺术享受的同时，能获得经验和启迪。

　　藏戏粤剧融合剧《驻藏·张大人》的惊艳之处，不只是两个剧种的跨界，更是“边疆”与“中央”、“民族”与“国家”这些古今相通的大命题在舞台上的呈现。观众在一场戏里同时听到雪域藏戏的雄浑和南国粤剧的婉转，感受到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这个鲜活的主题。徽剧《刘铭传》演的是百年前的海防与台海，今天的观众看的是民族英雄的担当。历史题材创作的意义，从来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

　　说到底，“有史”考验的是功力，“有神”考验的是心力。考据功夫到家了，史实自然立得住。但要让作品真正走进人心，还得靠创作者对时代的理解、对人性的体察、对价值的坚守。

　　最后，还有一句提醒：不要拿“艺术想象”当护身符，消解历史的庄重。对于艺术创作而言，虚构是本领，但不能没有边界。该尊重的不能轻慢，该反思的不能戏谑，该讴歌的不能调侃。

　　历史题材这片土壤，肥沃也厚重。史观正、分寸准、古今通，古人才能真正“活”过来，观众才能真正“走”进历史，感悟当下。我们的文艺创作，才能真正配得上这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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