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宝贝”日本藏千年
来源: 谢 田 发布日期:2019-09-12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近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这是三年一度的世界博物馆界盛事,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也为此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展览——“京博寄托的名宝”(展期为8月14日至9月16日),其中有众多流传到日本的中国文物,非常引人注目。

  国际博物馆协会是博物馆界最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1946年11月,由美国博物馆协会会长C·J·哈姆林倡议创立,总部设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是国际博物馆行业的权威性代表。1983年,中国博物馆协会代表团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博协第13届大会,此后正式加入国际博协。上海还于2006年举办过第22届国际博协大会。

  此次,借着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之机,京都国立博物馆系统梳理了馆内的寄托文物,并从其中请出139件文物来举办大展,让人们一窥京都文物之美。

  《五百罗汉图》(左)和《十六罗汉像》(右)的部分展品 摄影/谢田

  北朝经书唐代传入日本

  京都国立博物馆成立于1897年,是日本关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博物馆。自公元794年到1868年,京都当了一千多年日本首都,市内古迹寺庙众多。很多寺庙拥有自古传来的珍贵宝物,但是缺乏保护文物的技术和环境,于是纷纷把文物寄托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用于研究和保存。到2019年为止,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了一万四千五百余件文物,其中有六千四百多件是京都及周边府县的各个寺院寄托存放的。

  京都国立博物馆历来有“晒宝”的传统。2017年,京都国立博物馆为了纪念建馆120周年,举办了轰动日本的“国宝”特展,分四期展出了两百多件国宝级文物,堪称当年世界第一的特展。本次特展时间较短,但是在文物质量上可以和“国宝”特展相提并论,很多著名的宝物久不现世,这次都拿了出来。

  笔者特别关注源于中国的文物。日本收藏中国文物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而在唐代就算是古董的东西,其年代至少要到南北朝。本次特展就真有一件日本人从唐朝拿回去的古董:京都知恩院保存的《菩萨处胎经》。这部经书是姚秦弘始年间(399-416年)由凉州僧人竺佛翻译的,根据题记,它是西魏大统十六年岁次鹑火(550年),由陶仵虎等三十人在陶兰寺发愿抄写的。这部经一共五卷,第一卷和第五卷已经丢失,后由日本人抄写补全,第五卷写于奈良时代(710-794年),说明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晚于唐朝中期。

  《菩萨处胎经》是知恩院第75代住持养鸬彻定于1852年从奈良念佛寺购入的,更早收藏史可以上溯到江户初年的收藏家袋中良定(1552-1639年)。这件作品是世间手手相传最古老的经书,堪称传世极品,其书法是包含着隶意的北朝楷书,在20世纪初敦煌文书出土之前,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件北朝书法墨迹。由于其在书法艺术史上地位崇高,所以很早就在中国学界出名了,清朝第一代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年)、副公使张斯桂(1816-1888年)都专门来看过这件作品,并且题了跋文。现在通过考古发现,我们能看到南北朝甚至更早的书法墨迹,但是《菩萨处胎经》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依然无可替代。

  除了书法以外,中国绘画也是日本自古就开始收藏的艺术品类。由于材质和战乱的原因,中国古画的收藏一般从宋代开始。本次特展上展出的最古老的中国绘画,是京都清凉寺收藏的北宋初年的《十六罗汉像》。这套绘画旧传是入宋求法的高僧奝(diāo)然,于公元987年带回日本,有记录说罗汉像于1218年被焚毁,但是现在通过研究,发现现存的罗汉像就是北宋的原作。不过记录可能也是对的,按照佛经,第十六罗汉应该是“注荼半託迦”,但这套罗汉图的第十六张是“尊者大迦叶”,说明这套本来是十八罗汉(十六罗汉加上阿难、迦叶二尊者),应该是火灾烧毁了两幅,剩下十六幅保存至今。这套《十六罗汉像》保存极佳,虽然有补绢补笔,但是无论背景、衣饰、人物都维持了原貌,是研究北宋绘画的珍贵一手材料。画上的松树,风格上接唐代壁画,下通北宋李成郭熙,岩石的皴法更是北宋晚期画家李唐“斧劈皴”的前身。由于《十六罗汉像》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日本也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作者观赏《菩萨处胎经》 摄影/谢田

 

  绘画中窥见中国古代社会风貌

  刚刚提到的画家李唐,也是这次特展的亮点。李唐(1066-1150年),字晞古,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州)人,是宋徽宗时的宫廷画家,1127年北宋覆灭后,他南下逃难,又成了南宋的宫廷画家,所以他的画是两宋之间的典型代表。李唐的作品日本也有,那就是京都大德寺高桐院的《山水图》。这是一对山水挂轴,旧传吴道子所作,原来被装饰在一幅元代观音的两侧。后来做艺术研究的时候,发现树枝上有“李唐画”的隐款墨书,终于判明了作者。由于是名家大作,也成为日本国宝级文物。《山水图》上山石的画法,明显就是李唐的“斧劈皴”,时代特征明显。再仔细看,发现墨色变化多端,笔法灵动,没有程式化的倾向,应该是李唐盛年所作,有可能是北宋晚期。北宋流行大立轴山水画,一对小挂轴的形式非常少见,这两件作品原来或许是一幅大立轴山水,破损后改成了两幅小挂轴。此外,画面上风景清幽,季节似乎有所不同,也有可能本来是四幅四季山水图,只剩两幅存世。

  这次特展上还有一幅两宋之际的精彩作品:京都仁和寺的国宝文物《孔雀明王像》。古代日本皇室举办法会,以这张《孔雀明王像》为主尊,修孔雀经法,期望调伏天地的异变。这件作品是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巅峰之作,三头六臂的明王手持各种法器,端坐于孔雀背上的莲座之上,神态安详。绘画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是北宋的风貌,但是画面上红绿色系的明显对比,又偏向南宋的风貌,综合来看很可能是两宋之际的作品,展现了当时人们平息乱世的愿望。

  日本人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偏好,所以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画,和中国本土的收藏颇为不同。很多日本流传的中国古画,在中国失传已久,客观上保留了中国艺术史的多样性,非常有研究价值。这次特展上有一套南宋的《阿弥陀三尊像》,看起来和日本佛画非常类似,画上的题记写着“四明普悦笔”,说明这是南宋时期浙江宁波的僧人普悦所画。四明是宁波的旧称,以前日本和宋朝做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就是宁波。日本商人和求法的僧侣,从宁波请回了很多佛教绘画,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已经完全看不到类似物品了。《阿弥陀三尊像》体现了南宋时期的净土教思想,画面上特殊的舟形光背用墨极淡,仿佛是一层淡淡的光环,佛像本身也用墨不重,绘画手法极其细腻。日本人最喜欢这种意境深远的中国古画,认为这是东亚艺术的巅峰之作,还能见证中日古代贸易史,所以将其评为国宝级文物。

  要论日本流传的中国佛教绘画,最出名的是大德寺收藏的《五百罗汉图》。这套罗汉图是由明州惠安院的高僧义绍发起,周季常和林庭珪两位画师从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开始,用了十几年绘制而成。画风有两种,说明两位画师是各画各的,色彩更加华丽的是林庭珪的作品。

  这套作品一共一百幅,每幅五位罗汉,还有一些侍从和其他人物,内容非常丰富。由于年代早,内容多,所以成了南宋时期社会风俗和宗教仪式的活化石。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回到南宋时期看到真实的样子,而《五百罗汉图》上面的衣饰、器皿、工具乃至建筑,全是南宋时期的,画得一丝不苟,其历史价值无可估量。《五百罗汉图》原来是由入宋的高僧带到镰仓寿福寺,经小田原城北条氏归于丰臣秀吉,最后由丰臣秀吉施入京都大德寺。原有的一百幅在战乱中丢失六幅,现存九十四幅,后来拿到美国展览的时候,被扣押了十二幅,所以日本还保留着八十二幅。

  日本画家爱临摹“蛤蟆仙人”

  这次特展上还有一件元代的释道画名品,京都知恩寺藏《蛤蟆铁拐图》。作者是颜辉,元代江西吉安人,善画释道及鬼神。《蛤蟆铁拐图》是两张大立轴,一幅是仙人刘海蟾,一幅是仙人铁拐李。绘画整体有仙怪气氛,但是细节一丝不苟。中国收藏元代绘画,多为文人画,这种名家的释道绘画是不可多见的珍品。《蛤蟆铁拐图》早在明代就已经流入日本,影响很大,很多日本著名画家都研究临摹过这两幅作品。到后来刘海蟾所代表的甚至成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前几年日本的流行漫画《火影忍者》(Naruto)里就大量使用蛤蟆仙人的概念,获得了很大成功。

  日本收藏中国文物,除了绘画之外,还有其他的门类,有些在中国已经完全无迹可循了,在日本还保留完好。此次特展有一个展厅是丝织品类的文物,其中就有日本寺院自古流传的中国宋元时代的袈裟和横披。

  袈裟是佛教僧人的正装法衣。袈裟上有一个个格子,象征“福田”。不同的佛教宗派有不一样的袈裟,此次特展上有两件禅宗的袈裟,其特色是顶部呈一道曲线。第一件袈裟是京都正传寺的藏品,宋代兀庵普宁禅师(1197-1276年)所用。兀庵普宁东渡日本传法,其弟子东岩惠安开创正传寺,将祖师的袈裟保留至今。这件袈裟用精美的织法表现出华丽的牡丹唐草纹,在南宋的出土物里也常见类似的工艺,可以确认是南宋之物。另一件袈裟来自京都天授庵,其特色是有大量佛像和花鸟的刺绣,推测是水陆法会上使用的袈裟。这件袈裟用的刺绣方法叫“编绣”,常见于西藏的古代织物,元代时传入内地,所以这件应该是元代的作品,在13世纪晚期传入日本。

  僧人穿袈裟时外覆于右肩的衣物,称之为横被。此次特展有一件“宝珠羯磨纹样横被”,京都仁和寺收藏,是11世纪性信法亲王(1005-1085年)使用过的法衣。横被的锦叫“准复样纬锦”,以前只在日本发现过,被认为是日本平安时代独创的工艺。但是近年以来,同样的织锦在辽代古墓大量出土,可见还是中国的工艺。这件横被很可能是辽代制造,然后通过商贸传入日本。

  本次特展除了原产于中国的文物,还有一些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物,同样价值非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京都西住寺的“宝志和尚立像”。宝志和尚(418-514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传奇僧人,相传梁武帝曾经命画师为其画像,但就在画师提笔的时候,和尚面部忽然开裂,里面浮现出观音形象,让画师无法下笔。这件雕塑就是在表现宝志和尚显圣的一刹那,形象非常独特。这件作品是11世纪雕刻的真人等身像,当时中国正值北宋,宋太祖赵匡胤以欺负孤儿寡母获取政权,得国不正,对于正统性的说法非常在意,于是声称宝志和尚曾经预言过宋朝,并大力宣扬宝志和尚的信仰。这件作品应该是宋代这种信仰传入日本后制作的,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宝志和尚像了,只有日本的古物见证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京都国立博物馆这次特展,还有一件和老北京相关的日本国宝文物,那就是日本画家谢寅(1716-1783年,又名与谢芜村)画的《夜色楼台图》。这是一幅长1.3米的横卷,但是被裱成了立轴,绘制时间在1778年至1783年之间。画卷的右端写有一句诗文:“夜色楼台雪万家”,这是明代诗人李攀龙(1514-1570年)所作。当年李攀龙在北京的酒楼会饮,想起辞官远去的友人,于是作诗《怀宗子相》,有“春来鸿雁书千里,夜色楼台雪万家”之语。谢寅在日本京都看到这句诗,很有感触,于是绘制了一幅想象中的北京雪景图。这幅图用空白表现雪山,用墨色表现黑夜,用胡粉表示飘雪,下面是老北京的街市,一座酒楼立于街中。全卷墨色变化多端,意境悠远,虽然是日本文人画,但是老北京古都雪夜的韵味尽在其中,是难得一见的佳作。

《北京晚报》(2019年09月04日 34版)

(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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