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在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马可·波罗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为一代代友好使者所追随。”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马可·波罗（1254—1324）始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传奇。他为西方发现了中国，西方也通过他的游记而发现了整个世界。当年的马可·波罗恐怕没有想到，全球化的滥觞竟然肇端于他在意大利所讲述的“中国故事”。

　　马可·波罗的东方情结与千里足音

　　1298年，为了争夺地中海地区商业贸易的主导权，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城市的激烈海战打破了亚平宁半岛的平静。作为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率领自己出资打造的战舰参战。这艘战舰有个特殊的名字：东方号。他的东方情愫可见一斑。威尼斯惨败，马可被俘。为了消磨时光，身陷囹圄的他向狱友讲述当年在中国的游历见闻……

　　1271年，只有17岁的马可·波罗便随他的父辈踏上了未知的中国之旅。他们本想从霍尔木兹坐船直达中国，后来又改从中亚的陆上丝路抵达北京，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很喜欢他，与他狩猎品酒。1291年，马可因为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而离开中国。在此期间，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16年。他感慨大汗宫廷的金碧辉煌，也见识过北京街道的星罗棋布；他怀念杭州西湖的万种风情，也喜欢泉州海港的繁华喧闹。

　　在狱友们听来，马可讲述的中国故事无异于天方夜谭。倍感震惊的小说家鲁思梯切诺记录下马可所说的一切。号称“世界第一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由此应运而生。马可说：“从上帝创造亚当直到今天，无论是异教徒还是撒拉逊人还是基督教徒，不论什么种族什么时代，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或者谈过在我的书中所描述的这么众多、如此伟大的事情。”这件事情便是他一生念兹在兹的“中国故事”。随着游记的公开问世，马可·波罗重新塑造了欧洲人的世界地图乃至整个世界观：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有一个比地中海更为繁华富庶、文教昌明的中华文明。

　　《马可·波罗游记》掀起“中国热”

　　自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学界在“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问题上争论不休。无论人们对马可来华的真实性存有何种疑义，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的游记在欧洲大陆引发了一场“中国热”，直接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浪潮。这不是作家的虚构，而是历史的真相。

　　《马可·波罗游记》之所以掀起“中国热”，因为它激发了欧洲人压抑已久的世俗观念和财富欲望。马可·波罗的时代正值西方漫长中世纪的尾声，而他所在的意大利则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文艺复兴使欧洲人的世俗欲望冲破宗教禁锢而得以释放。恰在此时，《马可·波罗游记》所描绘的富饶动人的中国形象便满足了欧洲人对财富的向往和想象。马可·波罗所描绘的中国便成为欧洲人的向往之地。

　　同时，靠近欧洲的陆上丝路西段和中段则出现了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化，奥斯曼帝国一统西亚，帖木儿汗国雄霸中亚。这意味着，欧洲人通往中国的陆上丝路已被穆斯林世界阻隔。此时，马可·波罗告诉他们，海路也能抵达中国。于是，欧洲人依托航海技术优势，绕过西亚中亚，直接走向远东。在此情形下，开辟新航路的哥伦布、为新大陆命名的亚美利哥、领导首次环球航行的麦哲伦、绕过好望角的达伽马，无一不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忠实读者。

　　今天，西班牙塞维利亚大教堂中的哥伦布图书室还存放着哥伦布当年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在游记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边注，共有264处，长达475行。1492年，哥伦布带着这本《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起航，目的地是忽必烈统治下的“大元兀鲁思”，为此他随身携带西班牙国王一封正式致蒙古大汗的国书和两份空白的备用国书。虽然大西洋的海风把哥伦布船队吹到了美洲，然而他坚信自己来到了马可·波罗所说的“行在”，即杭州，他要“去行在城，把陛下的亲笔信件交给大可汗，向他索取回信带给国王陛下”。

　　阴差阳错，哥伦布对中国的探寻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由此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马可·波罗游记》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对中国的向往又引发了哥伦布等一批冒险者的探索，冒险者的探索又意外地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地理大发现，而地理大发现又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地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是地中海文明与中华文明激烈碰撞的时代，是东西方直接开展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交流的时代。

　　马可·波罗是欧亚大交流时代的缩影

　　马可·波罗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他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为何马可·波罗能够横跨欧亚、在华游历？这就不能不谈到蒙元帝国推动下的欧亚大交流。

　　在马可·波罗来华之前，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铁骑通过多次西征在短短几十年间便打造了世界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作为多元族群和宗教的混合体，极大推动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蒙元帝国的文化包容正是马可·波罗来华的机缘。他的父亲尼柯罗和叔父马菲奥曾在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经商，偶遇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派往元朝的使团，于是跟随使团来到元大都，受到忽必烈接见。忽必烈请他们担任出访罗马教廷的特使。他们一直等到1271年格里高利十世出任新教皇后才完成使命，带着教皇的信件礼物和年轻的马可·波罗，再次踏上中国之旅。没有蒙元帝国的欧亚大交流，也就没有马可来华。

　　马可踏上来华旅程的1271年，正是忽必烈立国号为元、建北京为大都的一年。1275年来华后，他又亲眼目睹忽必烈一统中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由此融为一体。随后，元朝开始连接海洋文明。日本史学家杉山正明说：“忽必烈政权拥有了史上前所未有之大舰队、展开了以穆斯林商人为主轴的国际通商，并在自由经济政策之下陆续与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各国缔结了友好关系……由此，13世纪末，从东海经印度洋到中东的海上通路整体，便在和平状态下掌握于蒙古手中，人类史上首次围绕着欧亚陆海循环的交通网于是形成。”这也正是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往返中意的巨大舞台。蒙元帝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交流，为《马可·波罗游记》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素材。

　　从打通欧亚陆海交通的意义上，可以说蒙元帝国是“世界史的开端”，那么在此意义上来看，马可·波罗的历史地位也就变得格外清晰：前接欧亚大交流，后启地理大发现，马可·波罗正是连接二者的枢纽性人物。他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也是全球化历史脉络的关键点。从马可·波罗到哥伦布，人类探索全球化的脚步不乏误打误撞。然而，正是一连串的历史偶然性铸就了无法逆转的历史必然性，从此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封闭的空间只会四处碰壁，开放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马可·波罗的故事告诉我们：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只有交流对话，才能涌现马可·波罗这样的传奇人物。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化舞台上，我们期待更多的新时代马可·波罗们，为人类共同寻求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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