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尔巴阡盆地的早期定居者，可以上溯到青铜时代晚期的伊利里亚人。公元前7世纪前后，来自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和阿兰人成为本地的新居民。凯尔特人于公元前4世纪大规模涌入。公元前14年，罗马征服了潘诺尼亚并于公元9年设立行省进行管辖。罗马的统治维持了约四个世纪，直到匈人（Huns）的到来。匈人政权停留在部落联盟阶段，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和凝聚力。453年，在克里斯玛型领袖阿拉提去世后不久走向解体。格皮德人和伦巴第人等日耳曼部落成为潘诺尼亚的新主人。后来双方交恶，伦巴第人在阿瓦尔人的帮助下击败格皮德人，并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北部扩张，阿瓦尔人随之占有潘诺尼亚。与匈人一样，阿瓦尔人来自欧亚草原，但在定居化程度和政治体发育程度方面高于匈人。阿瓦尔人建立汗国体制，分设官职，由阿瓦尔人掌管政治军事，保加尔人充当普通士兵，斯拉夫人从事农业生产。阿瓦尔汗国于8世纪末被查理大帝的法兰克军队推翻。

　　9世纪末，匈牙利人（Hungarians）经由委内茨克山口自东向西进入喀尔巴阡盆地。有关匈牙利人的族群起源争议较大，其祖居地可能位于乌拉尔山一带。在击败摩拉维亚人和保加尔人等对手后，匈牙利人统一了多瑙河中部地区。10世纪上半叶，匈牙利人兵锋所及几乎囊括整个欧洲大陆，法兰克王国故地、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都留下了他们武装劫掠的身影。955年，匈牙利人在莱希菲尔德被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击败，停止了向西扩张的步伐。在对外征服和对内斗争中，阿帕德家族脱颖而出。

　　1000年前后，匈牙利大公、阿帕德家族的伊什特万一世加冕为王，立基督教为国教，建立封建王朝国家。匈牙利的国家组织方式和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匈牙利王族开始与欧洲基督教君主联姻，伊什特万本人迎娶了巴伐利亚大公、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之妹吉泽拉。为充实王国建设的人力资源，匈牙利君主邀请和接纳大量来自西欧的教士、骑士、商人和农民前来定居，该国族群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当时匈牙利的高级教士以外国人居多，如主教长埃斯特戈姆大主教一职从1000到1241年一半由外国人出任。外国骑士通常作为王后的陪臣来到匈牙利，也有因政治斗争和避难等原因前来投奔匈牙利君主，还有一些是没有多少财产可以继承的非长子和私生子，前来匈牙利寻找机会。相较于西欧国家，匈牙利物产丰富、地广人稀，有大量的荒野等待开发利用，加之其地处中东欧贸易路线上的关键位置，来自德意志、意大利北部、瓦隆尼亚和周边斯拉夫国家的商人和农民纷纷来到此地谋生。

　　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流散民族也在匈牙利找到庇护。匈牙利人与犹太文明的早期接触发生在可萨汗国统治时期，9世纪前匈牙利人一度臣属于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9世纪后期一部分可萨人随着匈牙利人来到喀尔巴阡盆地定居。在此之前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潘诺尼亚行省也有部分犹太人居住。中世纪时生活在匈牙利的犹太人，主要是为了躲避种族迫害或寻求商业机会，从西欧各地逐渐移居而来。亚美尼亚人从11世纪起开始在欧亚各地建立流散社区，其中就包括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匈牙利国王安德拉什二世在第五次十字军运动期间（1217—1221）亦曾到访亚美尼亚。在匈牙利，亚美尼亚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从事商贸活动免税的特权。

　　来自内陆欧亚游牧民族的冲击是影响中世纪匈牙利族群状况的又一大因素。9世纪末，匈牙利人进入喀尔巴阡盆地的背景之一是受到佩切涅格人的攻击。11世纪末，佩切涅格人被拜占庭和库曼人联军击败，大批佩切涅格人逃往匈牙利避难。13世纪中期，以克腾汗为首的库曼人部落为躲避蒙古大军的追击，进入匈牙利定居。1241—1242年的蒙古入侵，导致匈牙利、特别是匈牙利大平原地区的大量人口损失，不少匈牙利居民作为俘虏被带到蒙古帝国境内。

　　中世纪的匈牙利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本国复杂的族群状况及其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在伊什特万一世给其子埃梅里克王子的训诫书中。除了团结贵族、保护臣民、扶助教会等内容外，伊什特万特别指出，接纳和保护移民是君主的责任，因为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知识和工具”。伊什特万的训诫得到后继者们的忠实遵循。据14世纪的匈牙利史书记载，“捷克人、波兰人、希腊人、西班牙人、以实玛利人或萨拉森人、佩切涅格人、亚美尼亚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迈森人、莱茵兰人、库曼人和拉丁人纷纷来到这个国家……他们与匈牙利人通婚，获得了贵族身份和财产”。因其多元的族群，中世纪的匈牙利被学者们称为“客居之国”。

　　在具体的族群管理中，匈牙利统治者因俗而治，充分发挥各族群的特长。来自西欧、特别是德意志地区的移民，多具有商业、农业和矿业开采方面的专业技能。匈牙利君主通过代理人有组织地进行招募，并给予其较大自治权，允许他们在“马格德堡法”下进行自我管理。这些德意志移民在推动匈牙利城市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古德语也成为中世纪匈牙利城市的管理语言之一。除从事远距离贸易外，犹太人和穆斯林因其商业才能，多担任匈牙利的国库官员。从13世纪起，他们常被委任管理王室税收并负责铸币事务。对于塞凯伊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阿兰人等善于作战的游牧民族，匈牙利继承了罗马-拜占庭的策略，利用他们守卫边疆。13世纪中期，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邀请库曼人定居匈牙利，以防范蒙古人入侵。匈牙利统治者通过授予特许权等方式确保了这些外来族群的效忠，在国内外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们是支持匈牙利王权的重要力量。不过，外来族群融入中世纪匈牙利社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冲突和调适。匈牙利本国贵族对以德意志移民为代表的外来精英多有不满，以库曼人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则经历了较为痛苦的定居化和基督教化过程。

　　此外，匈牙利统治者基于本国所处的欧亚文明交汇处的特殊位置，构建起一套实用主义的边疆民族意识形态。1242年蒙古人撤出匈牙利后，并没有回到蒙古高原，由拔都及其后代经营的金帐汗国成为中世纪东欧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贝拉四世充分利用了这一国际环境，他于1250年致信教皇英诺森四世，强调匈牙利民族在防范蒙古入侵、守卫基督教世界门户方面的作用，以此寻求罗马教廷对匈牙利王权的支持。这套“基督教堡垒”的话语也为近代早期中东欧国家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入侵时所沿用。

　　总之，由于地处拉丁欧洲文明、拜占庭-斯拉夫文明和内亚游牧文明等多个文明的交界地带，中世纪的匈牙利呈现出多元族群汇聚特征。匈牙利统治者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发展起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实用主义的族群政策和话语体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来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最终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推动了世界历史向前发展。中世纪匈牙利族群互动的历史为吴先生的论断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作者：宁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