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一九四一,一位摄影家的西行纪事
来源:中国民族报 □ 朱靖江 发布日期:2021-11-17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草地初雪。阿坝至果洛途中,沿途都是高原草地,属岷山山脉,地势此起彼伏。入秋即下雪,冬季积雪不化,当地藏族牧民骑马外出要背上“叉子枪”防身。

  蒙古族牧女在挤奶。

  青海土族妇女头饰。

  藏族民众在专售冷面、凉粉等的零食摊前。

  土族的婚礼(图为新娘在家门口待嫁)。

  节日跳锅庄。

  盛装的彝族新娘。

  溜索。溜索就是碗口粗的篾缆,横跨两岸,有的是单索,有的是双索。两岸的民众凭着这索子,牛羊粮食在这上面往来。

  皮船渡河。甘孜雅砻江上,当时没有桥梁,以牛皮船为渡。皮船以柳条为骨架,外蒙生牛皮,有圆有方,有单桨或双桨,直径约一丈,可载重一吨。

  白衣寺活佛的转世灵童(右)。

  沿途均无道路,遍山均可行,唯认牛足印而已。待至垂暮,于水草丰美处下帐房而歇……太阳初升时即起熬茶,茶沸稍揉糌粑即启行。登山而西,碧草露湿,晨寒侵人,云雾未升,四眺清朗,远瞩群山起伏,如海中碧浪,一望无际……

  ——庄学本

  我们尝试将80多年前的历史还原成一张素朴的黑白图片:1934年8月14日,在海拔5800米的高寒山地宿营的庄学本,借着熹微的晨光,眺望阿坝草地的无边山色。逶迤于亘古不变的雪岭大川苍莽的川藏路上,这个在黄浦江边长大的青年人肃然对视蛮荒的风景——旷古冷肃的荒原渺无人烟,远方的雪峰似乎与尘世凛然隔绝——手中的照相机沉醉地追捕着光影流动的瞬间。单薄的行装与未知的旅程,如影随形的困顿,全然失色于胶片显影时的灵光绽放。他在不时邂逅的野羊群的目送下,与一名当地人萧索地策马缓行,身后是几头牦牛,驮着他简陋的行李,包括一顶帐篷、半囊胶卷,以及一些冲印照片的药水和工具。在漂泊的日子里,庄学本寻觅着生命的奇迹,而这奇迹竟然在他的面前昭然呈现:以如花的美色和野性的尊严,将一段早被风雨销蚀的边地故事,定影成一幅绝版的记忆。

  对于庄学本而言,这只是他前往“廓落克”(果洛)旅途中并不重要的一天,他于帐幕中写下数百言的日记,陈述一日的行程与见闻。唯值一提的,或许只是渡河时偶遇的3名陌生人与他们持枪戒备,互相惊疑对方是“剪径”(拦路抢劫)的盗贼。而这旅程继续伸展,从果洛至康定,从中国至印度,又从青春朝气的来路,到沉默郁结的暮年,再凝聚成图文档案与书稿,用劫后遗存的文字与影像,默默地启迪着循道而来的同路人。

  本世纪最初几年,原本沉寂无闻多年的庄学本,在其身后的时日里,再度成为中国摄影界与人类学界共同瞩目的现象级人物——距他上一次的声名鹊起,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的岁月。人们讶异地发现这位谦卑和善的“非著名”摄影家曾经在中国最艰难的抗战时代,独自奔走行摄于土司割据、盗贼横行的西南山地与西北荒野之中,决意用影像的力量,为救亡图存、“开发西北”做探路先锋。

  那些侥幸逃过战火与动荡的底片,静默地显影于新世纪,绽放昔日的荣光。学界公认:近20年来,中国影像史学最重要的收获,便是重新发现庄学本及其同时代的孙明经先生。这两位大师级的影像工作者,以他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纪实摄影与纪录电影作品,填补了中国影像史上的诸多盲区和空白,也因其高洁的人格魅力,为后人树立起两座仰之弥高的不朽丰碑。

  对于中国人类学界而言,庄学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所记录的影像有着非常宝贵的民族志价值——如将其发表于《良友》《中华》等画报上的图片报道,与同一时期登载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刊物上由外国人拍摄的中国边疆题材照片相比较,前者在真实生动、意态气韵方面犹胜于后者。庄学本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撰写的一系列有关边地地理与民族的文章和书籍,大都来自亲身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史地与民族文献意义。

  庄学本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在从事田野摄影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自觉吸纳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接受任乃强、葛维汉、丁文江、徐益棠等学术大家的指导与训练,不断探索影像与学术结合的路径;另一方面,又满怀爱国热情地投身于抗日救亡、开发西部的事业当中,决不当清谈的看客与空头的艺术家,这使得庄学本在上世纪前半叶“救亡与启蒙”的文化大潮中,颇具时代精神与使命意识。而他与边地民族的交往平实而质朴,甚至比多数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更具平等与合作的态度。

  有关庄学本的早年生活,我们多只能从其家人的概述中知其大略。他于1909年出生在上海浦东的村舍里。父亲庄鼎熙务农为生,兼在私塾中授课,颇受乡邻敬重,但庄学本却因家贫,只在上海的寻源学塾读过两年旧式中学,便辍学赴沪上的几间洋行、公司做练习生和小职员,自力谋生,并开始接受摄影技艺的启蒙。1930年,庄学本参加了一个由青年人组织,自上海出发北上的全国步行团,以“凭我两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为口号,一路进行社会调查、图片拍摄、证物搜集,“以贡献社会,作学术上之参考”。步行团深得蔡元培、胡适、徐悲鸿等人的赞赏,沿途也访问过陶行知等知名人士。虽因直奉战争爆发等原因,步行团行至北平而告中止,团员们却对中国的世态民情有了切实的体会。这一长途旅行、为天下先的经历,成为庄学本此后执着于游历考察、影像拍摄的前奏。

  庄学本于步行考察团解散后留居南京,在南京大同地产公司和万国储蓄会当职员,工作之余练习摄影技法,早期多为风景、静物、人像等“沙龙”式的作品。他发表在1934年《华安》杂志上的两幅图片——《幽居》,一幢山林中的茅草土房;《陶工》,一名蹲身制作陶盆的男子——都还难称影像佳作,显示不出拍摄者独特的创作天赋。在内心深处,庄学本依然等待着远方的使命召唤。

  庄学本个人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源于国家局势的震荡与国土的沦陷: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令中国知识界心忧国是。庄学本也更加关注西部边疆地区,想从事步行摄影,用形象的图片介绍祖国的大好山河和各民族,以激励人民抗日保国的热情。

  庄学本之所以对西部产生调查与拍摄的兴趣,或始于其早年未能完成的全国考察计划,加之国事危急,“愈觉非努力奋斗不可”,希望以考察边疆、旅行摄影的方法,做出一番报国的事业,取得一些成就。

  (本文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作者为《西行影纪》所作序,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版图片由后浪出版公司提供)

(编辑:张雪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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