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谦之和天师道改革
来源:中国民族报 焦玉琴 发布日期:2022-03-23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寇谦之画像 资料图片

  位于河南嵩山万岁峰下的崇福宫,保存着一通珍贵的石碑——《寇天师传》碑,记述着北魏高道寇谦之的生平及功行。寇谦之曾隐居嵩山修道30余年,后来出山入世,改革天师道,使道教面貌焕然一新。他的道教革新实践,融摄儒佛二家思想,为道教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三教融合的路径。

  寇谦之(365年-448年),祖籍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后徙居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他出身北方大族,家族信奉天师道。由于家族气氛的熏染,寇谦之自幼喜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年轻时修习五斗米道,服食饵药,但没什么效果。18岁时得机缘,由成公兴引导入山修炼,先从学于华山,后来转入嵩山潜心隐修数十年。学有所成后,开始收徒,弘教传法。

  寇谦之所在的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当时,中国北方正处于地方政权割据混战的纷扰之中。寇谦之青壮年时,主要活动于后秦羌族姚氏政权控制的关中与河南嵩洛地区;晚年时,北魏鲜卑拓跋氏政权统一北方,结束了长期分割的局面。看惯社会的动荡、政权的迭嬗、战乱的侵袭、百姓的颠沛流离,不少人弃世而居,遁入深山,自求为神仙。但是寇谦之在长期的道教活动中,没有忘记现实中民生的苦难以及自己以道教为朝廷服务的夙愿。他一边修道,一边密切关注山外的时局及政治动向,为以后出山做准备。

  其间,寇谦之先后两次依据人们的宗教理解与情感,以降神的名义造作道经。第一次是在后秦弘始十七年(415年),寇谦之51岁时,称太上老君亲临嵩山,授其以天师之位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该经借太上老君名义,宣布“清整道教,革除三张伪法”,实行“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的新道法,并赋予其“佐国扶命”的重任。所谓“三张”,指张陵、张衡、张鲁,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他们所遗教理、教规被五斗米道信众奉为法典。至魏晋时,五斗米道组织制度涣散、科戒废弛、弊端丛生,与统一安定的社会极不适应。所以,寇谦之托名神谕,为自己将要施行的天师道改革做好铺垫。第二次是在北魏泰常八年(423年),寇谦之59岁时,托称太上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赐其《录图真经》。《录图真经》不仅是一部改革道教的经典,而且是一部图谶式的神书,宣称寇谦之是神的义子,受命奉持真经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劾召百神,传授弟子。结合当时拓跋氏正欲入主中原的局势,这显然是为了迎合其势而造的谶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并与寇谦之做“帝王师”的愿望不谋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寇谦之自述的遇神时间都在农历十月五日。这一日期是天师道传统的三会日的下会,天师道民在该日纳租米、上章籍,诸神也下降考校道民功过。寇谦之将遇神时间安排在这一天不仅增加了神谕的神秘性,而且更容易赢得道民的信任。后来,寇谦之虽革除部分“三张”旧法,却保留了三会日作为重要节日,因而在南北朝时期,不论在南方北方,三会日都维持了其宗教节日的地位。

  北魏之初,统治者深信道教,不仅置仙人博士,还建玄仙坊,炼制仙药。这种信道的氛围对寇谦之的道教改革事业是有利的。嵩洛地区被北魏占领之后不久,太武帝拓跋焘于泰常八年(423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即位,北方门阀士族纷纷前往投靠,北魏势力日盛。同一年,隐居嵩岳的寇谦之出山,经朝廷重臣崔浩推荐入朝,加上身兼道术以及对自己遇神传奇经历的渲染,得到北魏太武帝的信任。

  太武帝拓跋焘准备进击大夏,大臣畏难不肯,寇谦之却认为“必克”,后来战事果然顺利。太武帝相继灭掉大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西晋以后的长期分裂局面,统一了北方。寇谦之则“随军赞化”“为帝祈福”,颇受重用。

  寇谦之借助拓跋焘的信任,使道教地位大大提升。据记载,寇谦之为太武帝祈福于中岳嵩山,由于精诚感通天地,太上老君降授太武帝“太平真君”之号以及冠服、符箓,太武帝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元年。这一年号与寇谦之第二次所得到的神谕正相吻合。寇谦之又奏请兴建静轮天宫,太武帝亲自登坛受符箓,成为一名道士。这开启了道教为北魏诸帝授符箓的先河,此后,凡北魏帝王即位都举行这种宗教仪式。《魏书·释老志》中说拓跋焘“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太武帝还不顾反对意见,为寇谦之师徒建造静轮天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

  深为太武帝倚重的寇谦之,借助世俗王权的力量,对民间色彩浓厚的天师道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寇谦之吸收儒家、佛教的思想,声称“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他首先整顿教团组织,废除“祭酒”的世袭制度,引进儒家“唯贤是授”的原则,他自己就是因立身正直、行为合于规范而荣任天师。这样一来,就使自己的天师地位具有了合理性,同时打破了“三张”祖孙世袭天师职位的惯例。客观地说,从世袭制到唯贤是授,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了不起的进步,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其次,针对五斗米道租米钱税制度的弊端、随意收取会费的现象,宣布禁止滥收信众财物。这一做法减轻了道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道教的良性发展。第三,关于炼养方术,寇谦之反对滥传房中术、滥传服食求仙的图书药方,认为这是“损辱道教”,强调以斋功为求仙养生的根本。第四,制定道教戒律,吸收忠、孝、慈、义等道德规范作为戒律的内容,主张父慈、子孝、臣忠,禁止杀、盗、淫、妄,以维护教团的纪律。当时“世间诈伪”之人利用道教组织,以李弘即老君化名的名义发动起义的事情“岁岁有之”。他增加的调训规范显然调和了儒家,并与世俗社会伦理相协调,将自身置于政治权力可容受的范围之内,反映出道教的开放与包容。

  此外,在道教教义中,寇谦之吸收佛教的劫运观念,认为在“末劫垂及”的时代,地上生民应立坛设宇礼拜神灵,朝夕勤奉,并且功德及于上世,兼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如此方能成为“真君种民”。所谓“种民”,是早期道教的术语,指积有善德的长生之人,是道教徒希望修炼而致的正果。寇谦之还将佛教的世尊吸收入道教的神仙谱系中,其新科戒律对佛教戒律亦有所借鉴。

  经过一系列的清理整肃,之前旧天师道的民间宗教色彩逐渐淡去,转变而为正统宗教。寇谦之通过不懈的宗教实践,实现了张陵以大道教化“四夷”的宏愿。历史上称寇谦之改革后的道教为“新天师道”。

  在寇谦之的新道教大行其道时,发生了一桩极端事件,即北魏太武帝灭佛——佛教史称“三武一宗”法难的第一难。寇谦之虽然大力弘扬道教,但并不反对佛教,更不赞成用毁灭性的手段消灭佛教。当谋臣崔浩鼓动灭佛时,他曾竭力劝阻,史书记载曰“苦与浩争”。历史证明,寇谦之是明智的,佛教法难,对佛、道两家而言都是不幸的。

  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此后北朝道教沿着官方化、正统化的路径发展。寇谦之用30余年的等待,通过两次遇神宗教叙事的缜密设计,审时度势,为道教创造了发展的时机。嵩岳崇福宫《寇天师传》碑的镌刻,说明寇谦之和他的新道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民族报》(2022年3月22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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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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