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城为标志，北纬四十度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它的南方，定居民族修城筑寨，男耕女织；在它的北方，游牧民族策马驰骋，寒风劲凛。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的北纬四十度，它的附近上演了一幕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戏，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

　　《北纬四十度》是我国第一部围绕这一地理带探究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化大散文。作品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将文学创作的细腻笔法与历史研究的严谨姿态相结合，呈现出饱含人文关怀和文学深情的历史价值观。在刚刚过去的4月23日首届全国阅读大会上，该书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

　　《北纬四十度》何以成为历史写作的新范例？文学该如何打量历史、书写文明？本报记者就此专访该书作者，学者、评论家陈福民。

　　展开和呈现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

　　记者：您如何想到创作这样一部历史文化散文？为何会关注到这条地理线？

　　陈福民：这本书的写作表面上源于我在一次访谈中对历史话题的讨论，但这看起来跨界的发言背后实则有近十年的思考。这本书从题材上满足了我多年来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但这只是个基础性理由。

　　我生长于河北承德，父亲是辽宁朝阳人，母亲是内蒙古赤峰人，一家分属三省，但其实本来是一个地方——“右北平”。我从小就接触长城，一直对长城及其相关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真正将我引导进问题内部并得以展开谈论叙述的，是在尽可能地阅读相关史料之后。我意外地发现，中国北方历史两千多年的基本动力形态，是从匈奴开始，直至17世纪清朝入关边境民族的交融，这种历史性的关联始终围绕着长城而进行。通过史料学习和实地勘察，我最终形成了“以历史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这样一种统摄全书的框架性构思，去展开和呈现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总的来说，这次写作不仅是我对过往思考和经验的回顾，也是对长城、中国北方和中华文明的致敬。

　　记者：围绕北纬四十度，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您为何选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匈奴单于白登围困汉高祖，卫青、霍去病击退匈奴，昭君出塞，刘渊永嘉之乱，孝文帝迁都，安史之乱，燕云十六州民族融合，土木之变这几个事件？

　　陈福民：这取决于书的立意——呈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从历史上看，北纬四十度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直接参与了数千年来南北双方的摩擦和交流，也见证了中国古代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和中华文明形态的发展进程。这就是北纬四十度的魅力。

　　围绕北纬四十度，那些不同的民族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曾经为了生存而造成的竞争，最后实现的却是深层次的融合。比如我们现在穿的裤子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创造，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来的；东汉以前，我们吃饭时“齐眉举案”，一人一案分开吃，而游牧民族一个部落猎到了一头羊后会围起来吃，我们今天围着圆桌吃饭，很大程度上也是学习、借鉴的成果。我以为，各民族正是在彼此砥砺、互相学习中，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度很高的文明，是一个大熔炉。北纬四十度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文化事实，我希望我的写作可以达成在北纬四十度上“看见中国、看见世界”这样一个目的。

　　靠“硬知识”和“软写作”而迎风矗立

　　记者：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并重、可读性和准确性兼顾，成为这部作品的显著特征。您为什么选择散文文体与历史叙述相结合的形式来创作？

　　陈福民：对于我来说，《北纬四十度》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传统的抒情“散文”。在写作立场上，我有意识地强调了“学术研究”这个面相，对史料原文的引用，不仅是功能性的，还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无论最终能否做到，主观上我希望把自己的写作与传统的历史写作区分开来。

　　我希望自己建立起一种能够与普通读者沟通的“研究性”写作，即在保证学术严肃性的同时，去跟民间故事与传统艺术争夺读者，让那些躺在典籍中的冷静沉稳的知识活跃起来，为普通读者所共享。这种写作，它有一种文学的品性，有一副知识的容貌；同时，它能自由出入两者之间，摇曳多姿。它不迎合，不讨巧，靠“硬知识”和“软写作”而迎风矗立。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尊重，希望文学写作在处理历史材料时能保持敬畏。

　　同时，这本书的写作也见证和表达了我的一种精神症候，一种深刻的文学危机感和焦虑感。这次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治愈性”行为。

　　记者：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历史、文化、文学的融合，通过赵武灵王、汉帝刘邦、飞将军李广、王昭君等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您把历史处理得看得懂、有意思。为此，您在创作中花了哪些功夫和精力？

　　陈福民：对于这次充满“跨界”意味的写作，我始终是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这本书里涉及的题材，历史范围跨度很大，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浩繁的历史容量。为此，我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阅读过程，从“二十四史”到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还有民族学、边疆历史学、宗教学等领域的专业书籍，都要涉猎，地理问题更要实地考察、参考地方志。那些主要的历史现场，我不止一次地去过实地，有些地方鲜有人知，常常需要靠导航一点点找到，这个过程也是枯燥和艰难的。

　　总之，我认为文学操持者要能经受住历史认知与真实性原则的考验，应该尊重已有的确切结论和考古支持的历史真实。可能我最终没有百分百达到这个标准，但至少我没有放弃这个标准。

　　用“与司马迁对话的能力”来读史

　　记者：历史是一个站在当下的角度看过去，读者通常都希望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作用于当下和未来。作为历史的叙述者，您认为今天我们该如何读史？

　　陈福民：历史学有自己的学科门槛，对我们来说，这个门槛有它非常严苛的一面。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现代学科让它们彼此有了相对清晰的边界。但就文明史的本意以及具体操作而言，这显然还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

　　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意义上，历史领域的魅影无不映照着今天人们的一举一动。尽管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历史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至少，历史是个完全开放的知识体系。我们借由这个入口可以知道很多事情，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一个人与现实的关系有可能在历史问题中得到某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回响，但并不意味着会有必然的解决方案。现实不是万能的，历史同样也不是。

　　作为写作者，我不仅关注历史的事件、进程——这是对公众开放的，同时，也能在历史叙事中发现和体验到隐秘的经验。在这本书里，我因为和司马迁价值观不同，依据同样的史实，对李广作出了不同的评价。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读历史的态度。我希望能通过独立的思考，建立起与司马迁对话的能力，而不是对他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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