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寄托和归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国自古就有“不以血缘论夷夏，而以文化论亲疏”的理念。孔子认为“诗可以观”，文学作品是对其所诞生时代的反映。宋元以降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诸多少数民族士人的作品反映了多民族文化对话共生、互鉴融通的现象，深刻表达了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

　　诗文隽永 尽显边塞风光和民族风情

　　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士人善用诗词等中国传统文学形式，描绘边疆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作品语言平实而别有风韵，同时蕴含着本民族的性格精神、审美价值，成为中华文化中闪耀的珍珠。

　　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诗风清逸、文辞雄健，他的《上京即事·其三》写道：“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以中国古诗中常见的七言绝句展现草原风情，以“牛羊”“乳酪”“行帐”“毡帘”等意象，对塞外牧区的独特风光和牧民的日常生活进行白描，别具艺术魅力。类似作品还有色目人乃贤的“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塞上曲五首》），生动描写了边塞少数民族女性形象。

　　明代丽江土知府纳西族木家，涌现出木公、木增等一批造诣极高的诗人，他们以大量诗作描绘祖国边疆的锦绣河山和纳西族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如木公的《题雪山》写道：“郡北无双岳，南滇第一峰。四时光皎洁，万古势龙从。绝顶星河转，危巅日月通。寒威千里望，玉立雪山崇”；木增也有“雪山千层插碧霄，笔峰高峙共岩峣”（《登文笔峰》）的诗句，以高超文笔写出玉龙雪山和丽江文笔峰的雄伟壮丽，抒发了对祖国大好山河的无限热爱。木公的《饮春会》写道：“官家春会与民同，土酿鹅竿节节通。一匝芦笙吹未断，蹋歌起舞月明中”，纳西族群众滤竿饮土酿、月下吹芦笙、踏歌起舞的热闹场景跃然纸上。

　　对于游牧渔猎的满族，骑射是必备的生存技能和重要的生活方式，纳兰性德的很多作品都生动表现出原野山林骑射的景象。《菩萨蛮·黄云紫塞三千里》中写道：“落日万山寒，萧萧猎马还”，《蝶恋花·出塞》写道：“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百字令·宿汉儿村》写道：“牧马长嘶，征笳乱动”，还有“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菩萨蛮》）等等，以隽永的语言写出了苍凉雄阔、广袤壮美的塞外风光和边疆少数民族纵横驰骋、猎马归营的磅礴气势。

　　互鉴融通 力证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

　　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士人的作品中，直接表现出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史实。汉族优秀的文化为周边少数民族所欣赏、接受、吸纳，少数民族文化也为汉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让中华文化焕发生机活力。

　　萨都剌《上京即事·其一》写道：“白昼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箫韶”本是中原地区的正统雅乐，却响彻在元朝发祥地上京；“寿”是中原地区传统祝酒方式，也为元朝君臣所采用。“诸王舞蹈”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庆贺方式，“蒲萄”源出西域，在张骞凿空时传入中原。一首七绝，有音乐、有礼仪、有食品，将中原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又如著名政治家、契丹人耶律楚材，自太原赴五台山访僧，写下诗句“道士忻迎捧林果，儒冠远迓挈壶浆……谁会二师深密意，赵州元不下禅床”（《赠五台长老》），他深谙风靡唐宋、传承久远的“赵州禅”意味，与中原儒家、道士、僧人都交游甚欢。纳兰性德的《塞垣却寄·其一》写道：“还将妙写簪花手，却向雕鞍试臂鹰”，展现出一个既能妙手著文章、又可纵马射雕的贵公子形象，将塞外精悍之血与中原文质彬彬融于一身。

　　木公《五月过甘海地》写道：“樵村依远麓，牧径转危坡。正值农栽候，苗畴响白歌”，既写了边疆各民族农耕樵牧相杂的生活，更写出纳西族和白族的交错杂居、和睦相处：农忙时节，纳西族民众在田间劳作时，听到了白族人的歌声。木公的诗在当时就传入中原，颇受好评，著名文学家杨慎为其诗集《万松吟卷》《仙楼琼华》作序，并选编《雪山诗选》，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的力证。

　　家国天下 彰显中华民族归属感和中华文化认同感

　　元明清少数民族士人的作品，体现了为多民族国家“致一统”“开太平”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深刻国家认同。在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都以海内一统、海晏河清为社会政治理想。而匡时济世、修齐治平，作为士人传统的道德追求和社会责任，在少数民族士人身上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元代“会试第一，廷试第二”的色目人马祖常，他的很多作品被称为“没有边塞情结的边塞诗”，洋溢着因国家强大而产生的豪迈眷恋之情。如《龙虎台应制》写道：“天将山海为城堑，人倚云霞作绮罗……西京巡省非行幸，要使苍生乐至和”，《送董仁甫之西台幕》写道：“秦树浮天去，巴江带雪来。山河无用险，邦国正需才”，或歌颂祖国壮美山川，抒发施展抱负、造福一方的美好愿望，或直接表达出对民生安乐的深切关怀。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中心议题，可谓上承杜甫、以诗为史。

　　明初色目人丁鹤年，青年时目睹战乱时局，怀着忧国忧民的感愤之心，写下“拔翠五云中，擎天不计功。谁能凌绝顶，看取日升东”（《题天柱山图》）的诗句，希望能早见太平之世。即使在颠沛流离中，他也是“去国长悬万里心”（《寄胡敬文县尹》）“磨灭余方寸，还同百炼刚”（《客怀》）。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命运和黎民百姓的深切关注，所抒发的壮志豪情、寄托的家国理想都是以“中华”为指向，彰显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归属感和中华文化认同感。

　　又如上文提到的木公，袭职丽江土知府后写下一首《述怀》，结尾以“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寄情抒怀，其“刁斗深夜鸣，烽烟报虏营。将军不惜死，跃马宝刀明”（《塞上曲》）等诗句，颇有盛唐边塞诗气象，表达了木氏作为明朝云南土官，守卫疆土、捍卫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与爱国情怀。此外，他还有关注民生的“国丰惟我愿，民乐此心康”（《春社》）“乱寇晚村忧出没，慰民新稻喜收成”（《步秋野》）等句。他的诗作，集中体现了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先忧后乐的精神追求，是儒家文化中忧乐观念的典型体现。

　　清代蒙古族学者梦麟任地方官吏、勘察水患时，写下“我乞天神顾神已，此风莫入黄河水”（《嶅阳夜大风雪歌》）“但念灾黎恤生命”（《触目行》）“停征岁赋室给赈”（《沁河涨》）等；蒙古族诗人博明以儒入仕，留有“论士于今日，存心贵以真。义言为大勇，拙政是深仁”（《赠屠太和雁湖》）“名教昭垂尊往圣，风流政迹愧前贤……愿策前途共著鞭”（《赠讲书诸生》）等。这些诗句，反映了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和厚生爱民的思想，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精神，可见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早已将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内化于心，在中华文化传承中当仁不让。

　　元代以来，少数民族士人熟练使用诗词等形式进行创作，历代诗坛不断涌现出一大批精通汉语言文化、文学成就卓著的少数民族士人，这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彰显，是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历久弥新的生动体现，更是各族人民自然而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归属感的直接反映。

　　长河东去，沧海弥深。千百年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的有机整体，形成了中华文化精彩纷呈的多样性和蓬勃绵延的生命力。文之染人，甚于丹青。有了中华文化认同，有了融进血脉的文化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基础才得以凝聚和巩固，中华民族也将日益成为包容性更大、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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