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东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
来源:中国民族报 王佳 发布日期:2022-11-29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我国东北地区佛教历史文化悠久,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在历史上,佛教促进了东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辽代七宝舍利塔。 朝阳北塔博物馆供图

  佛教初传东北地区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传入辽西地区。据《晋书》记载,燕王慕容皝于东晋永和元年(345年)在龙山(今辽宁朝阳凤凰山)建龙翔佛寺,这是东北佛寺见诸于史籍的最早记载。后燕建始元年(407年),昭仪苻氏去世,慕容熙令沙门素服,进行祭奠。北燕太平十四年(422年),黄龙(今辽宁朝阳)僧人昙无竭受法显大师事迹感召,率25人西行求法,后历尽艰险,终抵印度。可见,佛教在当时已得到鲜卑上层社会和民众的崇奉。彼时的三燕都城黄龙城寺塔林立,高僧云集。

  436年,北魏统一北方,这是由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北魏历代君主大都崇佛求福,希望藉由佛教化导民俗,稳固政权。太武帝拓跋焘虽曾进行灭佛运动,但其继任者文成帝拓跋濬笃信佛教,佛教在北方得以复兴。北魏时期,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上的经典时代。云冈石窟就是高僧昙曜于北魏孝文帝和平元年(460年)奉命开凿的。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摩崖石窟群,始建于北魏时期。在其第五窟的南壁上,有《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载明开凿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又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关键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辽西也涌现大批高僧,很多僧人赴中原学法并住持一方,其中多为黄龙籍僧人。如:释昙弘,少修戒行,专精律部,曾弘法于番禺止台寺、交趾仙山寺,孝建二年(455年)圆寂,当地信徒为之建塔供奉。释法度,刘宋末年弘法建康,驻锡摄山(今南京栖霞山),是栖霞寺的开山祖师。

  契丹对儒、释、道三教的认同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在义理层面日臻鼎盛,中国化的宗派形成。隋文帝杨坚笃信佛教,在全国各州敕葬舍利,建塔供奉,弘扬佛教。据考古人员勘察研究,今朝阳北塔即是其中一座,系隋代在北魏思燕佛图旧址上重建的。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宝安法师在营州(今辽宁朝阳)梵幢寺奉敕将舍利安置塔内,北塔地宫题记砖有云“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这位宝安法师即是“隋代三大师”之一的净影慧远大师的弟子。

  契丹人原本信仰原始巫教。唐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逐步统一契丹诸部落,并注意延揽汉族人才,吸收先进文化,由此开始接受佛教。唐天复二年(902年),辽太祖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以西)“始建开教寺”。辽神册三年(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表明契丹对儒、释、道三教的认同。

  辽金时期是东北佛教发展繁盛的阶段。契丹人在唐代已接受并信仰佛教,建立辽国之后,基本承袭唐制,帝王崇尚佛教,大兴佛寺。从1020年至1114年,辽西地区建造了近百座寺庙,多有佛塔耸立其间。今存众多辽塔建筑,反映出辽代盛行建塔,民间亦所谓“唐修庙,辽建塔”。朝阳北塔天宫和地宫出土的大量辽代珍稀佛教文物,说明其佛教文化艺术臻于极盛。

  雕印大藏经(契丹藏)以及续刻房山云居寺石经,是辽代两大重要文化事业,由契丹皇室、贵族与汉人僧尼信徒共同努力完成。契丹藏倡刻始于圣宗太平元年(1021年),直接导因是得到宋开宝藏的蜀版,契丹统治者组织大批僧侣刊刻藏经,并在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的写本,在形式上行格加密,改卷子式为折本。全藏于兴宗重熙元年(1032年)开刻,至道宗清宁八年(1062年)完成,共579帙。由于当时辽已恢复契丹国号,故后人称此藏为契丹藏。房山云居寺石经自隋代静琬开刻,至唐末因战乱停止。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州官韩绍芳奏请增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后兴宗、道宗不断追加拨款,至清宁三年(1057年)刻完《大般若经》等600余块,合原存石经共2730块。天祚帝天庆七年(1117年),又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180片,与寺僧通理大师等校刻石经小碑4080片一起埋在地洞里,上建砖塔,刻有标记。这是辽代对佛经一次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石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契丹藏印本今已全部佚失,但通过云居寺辽代刻制石经,还可窥见契丹藏面貌之大概。

  佛教促进文化交流交融

  随着民族交往和宗教交流,辽代佛教具有显密交融的特点,流行密教和华严信仰。如辽兴宗的帝师海山大师,住持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海云寺,在华严和密教方面都造诣非凡,著有《大华严经玄谈钞逐难科》《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疏》等。由于民间密教盛行,信徒也热衷于建造经幢、诵持陀罗尼咒等,佛塔、经幢、墓碑、墓塔、墓室壁画上常见大日如来、五方佛、八大菩萨、曼陀罗等。如朝阳北塔塔身造像浮雕图像,体现的就是金刚界曼陀罗与八大灵塔信仰的融合,这里曾经是辽代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最大的密教道场——延昌寺。  

  金代,帝后信佛,佛教在女真人中十分流行。如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的庆元寺、储庆寺、兴元寺、兴王寺、释迦院等,都是著名的大寺。金代,禅宗临济宗发展最为迅速,其支派杨歧派在东北地区也有传人。据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出土的《利州精严寺第一代盖公和尚行状铭》,盖公和尚是黄梅东山五祖寺法演禅师之下南华知昺法脉,属于杨歧派。

  辽金时期是东北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今辽阳、朝阳、锦州等地,都是当时佛教文化重镇,佛教信仰深深渗入当地各民族生活习俗之中。如辽代中晚期出现的火葬墓,就是缘于佛教的影响;而皇室贵族和平民百姓以“观音”“文殊”“菩萨奴”“药师奴”“和尚保”等作为小名,更是常见。

  元代以后,东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尤其体现出东北各民族与其他地区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交融。元代帝王推崇藏传佛教,辽西地区也有喇嘛弘法传教,但在民间影响有限,主要是蒙古贵族和上层社会信仰。明代,佛教已深深扎根民间,几乎每个村镇都有佛寺,而且也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稳定的积极因素。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宁寺记》和宣德七年(1432年)《重修永宁寺记》二碑,用汉、蒙古、藏、女真四体文字镌刻,记载了钦差太监亦失哈在奴尔干地区造寺塑佛,使当地人感化归附以及朝廷设立奴儿干都司的情况。此举有效巩固了明朝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的管辖。虽然受到战乱影响,明末东北佛教寺庙数量有所减少,但万历初年辽东都司境内佛教寺庙尚存约90座。

  后金和清初时期,藏传佛教开始在东北有所发展,满族人逐渐信仰佛教。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修建地藏寺等七大寺。皇太极在沈阳敕建玛哈嘎拉佛楼和实胜寺,供奉蒙古归降所献的玛哈嘎拉金佛;又兴建东西南北四塔四寺,并致书通信派遣使者,和蒙古、西藏高僧建立积极联系。这一时期,藏传佛教成为团结蒙古和西藏的重要纽带。实胜寺开光时,皇太极率文武百官和蒙古、藏、汉僧进香,三叩九拜。据不完全统计,清代藏传佛教鼎盛时期,东北地区至少有藏传佛教寺庙1165座、喇嘛62896人。

  清代东北佛教集中体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如辽阳《敕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是用满汉二字体,《敕建大喇嘛坟塔碑文》是满、汉、蒙古三字体合璧,其碑文镌刻名录很多都是汉族信徒;沈阳实胜寺和四塔四寺碑文,皆是满、蒙古、汉、藏四字体合璧;辽宁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凤凰山石刻等,也都有蒙古、汉、藏三体文字;一些得到皇家赐额的庙宇,庙名也是三体或四体合璧。而且很多汉传佛教僧众也与蒙藏喇嘛和官员文士信徒结下深厚法谊。例如,清顺治五年(1648年)因文字狱被发配沈阳慈恩寺的岭南曹洞宗高僧函可,在沈阳时创立冰天诗社,是东北历史上第一个诗社。他禅法卓著,在当地甚受礼敬。南塔喇嘛圆寂时,函可曾写诗《元旦哭喇嘛》二首,其一曰:“满头白雪眼双青,方丈时时见执经。四海几回悲鹤梦,一枝今又丧龙庭。顶门有骨留金字,南塔无人失典型。见说国王齐下拜,浮图千古镇沧溟。”

  与此同时,佛教还对东北各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锡伯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鄂温克族的民间节庆和生活习俗都有佛教信仰的烙印,如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参加庙会,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吃腊八粥,十月二十五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之千灯节,等等。锡伯人还在沈阳兴建了太平寺。乾隆时期,沈阳法轮寺被改为满洲喇嘛寺,专用满语诵经。

  历史上,佛教是东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团结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维护边疆稳定、教化社会人心、巩固中央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11月29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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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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