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出自金代诗人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这首词作于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当时只有16岁的元好问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参加府试，途中碰到一位捕雁人告诉他：“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元好问感念大雁殉情而死的忠贞，于是买下了这两只雁，将其合葬在汾水河边，并将埋葬两只大雁的地方取名为“雁丘”，创作《雁丘词》，后改定为《摸鱼儿·雁丘词》。词的开头即发问“问世间，情是何物”，上阕以拟人的手法叙述大雁的爱情故事，下阕则悲叹人世的兴衰，渲染忠贞之情的崇高价值，寄寓了深切哀思。

位于山西省太原汾河景区的雁丘园。图片来源：山西省人民政府网站

　　元好问的文学地位主要是由其诗歌创作而奠定的，其作于金亡之际的丧乱诗，继承了杜甫的诗史精神，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百二关河草不横》一诗道出了元好问对战争原因的不解与追问。其诗词大多情感真挚热烈，但不同于杜甫“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的期待，元好问的心态是绝望中寓有不甘，故而郁结情感往往演化为悲歌长吟。因此，重情成为元好问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不论是“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的故国之思，还是“我虽禁吏出，将无夜扣扉。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的悯农之作，抑或是“芳尘未远，幽意谁传”的悼亡之诗，无不发之以情，感人至深。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好问准备编撰一部金人诗集《中州集》，目的是以诗存史。时年，元好问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任尚书省掾，与同僚冯延登、刘祖谦相约编撰一部诗集。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元好问满怀忧虑地感慨“但恨十年后，时事无人知”，他认为“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正是在这种强烈且沉重的情怀驱动下，他虽身陷囹圄，被逼东迁，留滞聊城，但“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全力编撰《中州集》。其后，元好问结交了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生活渐趋好转，行动也较为自由，因此他得以跋涉各地，搜集史料，寻访遗逸。元好问竭尽所能收集了金代君臣的言论、事迹，以致“捆束委积，寒屋数楹”，历经二十余载，终于完成《中州集》《壬辰杂编》《南冠录》《金源君臣言行录》等数部著作，为元代编纂《金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金代文学是不可忽略的一环。金代诗词承北宋而来，深受苏轼、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影响，元好问在《中州集》中重申“国朝文派”的概念，强调金代文学由北宋而来的正统。

　　《中州集》共收录金代诗人创作的诗词2000多首，并且给250多位诗人写了小传，体现了元好问整理接续文学史脉络的自觉意识，是金代诗史和诗选的总和，填补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空白。

　　在编撰体例上，《中州集》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分领十集，一集一卷，卷首载金显宗、金章宗诗各一首。甲到庚的前七集大致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编选金初至金末109位诗人的诗作，所录多是有诗可传的诗人；辛、壬两集，从金初开始排列129位诗人的诗作，选录诗人数量明显增多，有以诗存人的性质；癸集按类分编，列“三知己”“五南冠”“附见”，最后是元好问的父兄，体现出分类而论的特点。全书体例不尽一致，应当不是同时编选而成的。在选录标准上，《中州集》多选普通诗人的作品而非名家作品，多选金初和金中期的作品，而且尽可能地收录即将散佚的诗作，蕴含着元好问努力保存金代文化的良苦用心。

元好问塑像。　图片来源：山西省图书馆

　　《中州集》的编选体现出朴素的文化融合观念。中州指今河南一带，是典型的中原地区。元好问以“中州”为名，收录北方各民族诗人的诗作，体现了“不辨夷夏”的民族观。正如南宋末年大臣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言：“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中州集》全名《中州鼓吹翰苑英华集》，所谓“鼓吹”，即鼓吹曲，是汉乐府曲辞的一种，据《汉书·叙传上》载，“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旧唐书·音乐志》亦载，“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鼓吹”指“北狄乐”，而“翰苑”则有翰林苑的意思，“翰苑英华”为文翰荟萃之意，是中原儒家文化的代表。可以说，《中州集》这个名字就体现了文化融合的特质。在收录诗作上，《中州集》选录了部分南宋诗人奉使留金诗。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说，“而宋建炎以后，衔命见留与留而得归者，其所为诗与其大节始终，亦复见记”。

　　在清代郭元釪编选的《全金诗》问世之前，《中州集》一直都是收集金代诗作最全的总集，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料价值。金诗得以传世，得益于元好问编选《中州集》。他在《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其五》中写道：“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他认为，金代在太平盛世时没有派人搜集史料、采集诗歌，战乱以后，许多珍贵的史料都散佚残缺，因此自己要自觉担负起稗官采风的职责，将残存的部分诗篇编定成集，以便存世。以诗传人，以人传诗，以诗传史，这正是元好问编撰《中州集》的深刻用心，也成为元好问的情感寄托。

　　《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不仅保留了诗人的生平事迹，还记录了时人包括编者对其诗作的评价，兼有传记和诗话的双重性质。此外，《中州集》对金诗的流变、诗友传承以及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也有记录，内容十分丰富。清代学者王士禛曾评价：“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元好问这种以诗存史的编选方式，也为清代文人所效仿。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吴之振等编《宋诗钞》、陈焯编《宋元诗会》、徐倬编《全唐诗录》等，都效仿了《中州集》的编选方式。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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