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实现了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理。在这一历程中，班氏家族一门三代（班彪，班固、班超、班昭，班勇）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继承张骞、郑吉等前人的志业，以杰出的政治才能、闳放的世界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意识，参与了东汉在西域（本文所述“西域”均取狭义，即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三绝三通”的经营，为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黄地菱格龙璧纹锦，出土于新疆尉犁县老开屏墓葬，年代在汉晋时期。丝绸之路开通后，锦通过丝绸之路来到西域。这件纹锦中的飞龙形象反映出龙纹饰当时已经被广泛运用到人们生活当中，体现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与认同。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藏

　　定远西域，固一统之宏规

　　据班固《汉书·叙传》所述，班家为楚国令尹子文之后。秦灭楚后，班家迁居晋、代之间，班彪的六世祖班壹在楼烦（今山西朔州一带）经营畜牧，以财雄边，奠定了子孙跻身庙堂的经济基础和“胡汉一家”的视野胸怀。班彪的伯父班伯长于边塞，后为汉成帝近臣，多次求使匈奴，并在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奉命持节迎单于来朝，为北疆安宁辛勤奔走。

　　班彪之父班稚亦为汉成帝近臣，娶原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侄孙金敞之女为妻。休屠部归降是武帝时期汉朝打通河西、经略西域的重要事件。因此这一联姻不仅使得班家成为汉匈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也为班家与西域的不解之缘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更始三年（25年），刘秀称帝。同年，赤眉军攻入关中，班彪先后投奔天水豪强隗嚣、河西豪强窦融。班家自此正式接触西域事务，为汉朝经略西域积极作贡献。

　　一是赤诚护国，捍卫国家统一。班彪避难西行期间，先作《王命论》伸张宣汉一统之义，劝告隗嚣勿拥兵自重；后支持窦融归汉，打通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通道，并促成莎车王康入朝贡献，实现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绝”中有“通”。班彪长子班固随窦宪出征北匈奴，出谋划策，勒铭燕然，“振大汉之天声”。此战直接促成汉朝复置西域都护府，之后班固之弟班超任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30年间，历经外敌入侵、小国叛乱、朝堂失援、谗臣诋毁等考验，坚毅卓绝，“两通”西域，始终维系着汉朝在西域的治理，获封“定远侯”。班超去世后，北匈奴重返西域，威胁河西地区，班超之子班勇力主收复西域。延光二年（123年），汉安帝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屯田柳中，最终完成“三通”西域的壮举。

　　二是卓识远见，力驳弃边论调。班家基于在边疆长期生活、仕宦的经历以及深厚的学养，充分认识到西域对汉朝的重要战略意义。针对第五伦、杨终等人反对屯田西域的观点，班固曾予以驳斥。永宁元年（120年），北匈奴与车师后王逼迫鄯善，鄯善求救于敦煌太守曹宗，曹宗请战复取西域。朝堂公卿以节省财政开支为由，主张“闭玉门关，遂弃西域”，而班勇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力陈收西域、困匈奴、保河西、护中原的边疆战略，展现出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观照和系统思考，为后世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提供了宝贵参考。

　　三是智勇兼备，经略西域有方。班超在“两通”西域期间，所率中原将士不多，为了维系汉朝在西域的治理，主要施行文武兼济的治边策略：以威慑果断、以快制胜的方法，铲除北匈奴叛乱贵族；以广施恩德、孤立少数的方法，赢得西域多数小国和乌孙、康居等大国的支持，平定少数贵族叛乱；以以逸待劳、切断援助的方法，击退贵霜入侵大军；以抓总持纲、宽严相济的方法，处理西域政事。班勇“三通”西域期间，在仅率500名将士屯田的情况下，团结鄯善、龟兹、疏勒等国，发兵上万人击退北匈奴，用4年时间平定西域。这一功绩的实现，离不开班勇对其父文韬武略的继承与实践。

　　此后，汉朝对西域的统一延续近百年之久，有力保障了河西、关中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战略安全。

“元和元年”铭文锦囊，1998年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有明确汉代纪年的织锦。“元和元年”即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这一时期，班超精心经营西域，实现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经营和管理。 和田地区博物馆藏

　　再度凿空，拓中外之交流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葱岭以西的大月氏、康居、大夏、大宛等国，从官方层面打通了中外交流渠道，史称“凿空”。之后，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悬泉汉简记载，汉朝陆续遣使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等国，而安息、乌弋山离、大月氏、康居、罽（jì）宾等国也纷纷出使汉朝，极大丰富了对彼此的了解。东汉初期，中央政权致力于自身发展，未向葱岭以西派遣使节。直到“二通”西域后，都护班超于永元九年（97年）派遣属吏甘英出使当时已知最遥远的国度——大秦（罗马帝国或其境内地区），此次出使取得了不亚于张骞“凿空”的成就。

　　一是勇闯新路，开辟交通新道。此次甘英出使大秦，相比西汉时期使者所走的丝路南北两道，开拓出一条全新的、更远的线路，即“自皮山西南经乌秅（ná），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最终“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后汉书·西域传》）。

　　二是记录详赡，丰富对外认知。甘英对所经地方“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均“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例如，他详细记录了安息部分城市之间交通的时间和距离；提供了有关乌弋山离、条支等国的新信息；增加了对大秦的记载，将汉朝对域外文明的认知拓展到罗马帝国。

　　三是沟通中外，引徕远国来客。甘英返回不久，永元十二年（100年）安息再次遣使献狮子和条支大雀（即鸵鸟），班勇奉父命护送使团进京。同年，蒙奇、兜勒二国遣使。根据林梅村、杨共乐、张绪山等学者研究，这一事件与古希腊学者托勒密《地理学》中有关马其顿商团前往赛里斯国的记载相合，蒙奇、兜勒应是一国，为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托勒密的记载可知，在马其顿商团眼中，西域地区的山川、城镇、族群和首都洛阳同属一个国度，即赛里斯国，也就是汉朝。这一认识一方面真实反映了当时汉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与汉朝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西域各民族对汉朝的认同形成呼应，并随着《地理学》的转译、出版和地图绘制，一直持续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班超投笔从戎时，曾慨叹大丈夫当效仿张骞建功西域。历史证明，他不仅继承而且超越了张骞的功业。有汉一代，西域从中央王朝的内陆边疆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外交流之门户、东西交通之要道，使得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产生了更密切的联通与互动，具备了更多世界性意义，为中华民族形成开放包容、自信进取的精神气质作出重要贡献。

喀什盘橐城（班超城）定远侯班超像。 来源：喀什市人民政府网站

　　著史立言，传世代之伟业

　　中华文明是具有高度历史理性的文明。早在先秦时期，将人事记于史册、彰显治道、以资后世的历史意识就已十分普遍。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李广利征伐大宛，均为前所未有的大事。司马迁作《史记·大宛列传》以记之，创作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以记录西域史事为主的篇目。班彪曾续写《史记》数十篇（一说百篇以上），今已失传，其中应有对西域史事的记载。班彪之后，班固、班昭、班勇均有关于西域史事的记述，让汉朝对西域的经略伟业载诸史册、传之后世。

　　一是守正创新，确立书写传统。班固作《汉书·西域传》，完整记述了西汉经略西域的历史，确立了后世正史《西域传》的书写传统：在主旨上，将西域历史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弘扬“大一统”之义；在内容上，大体以政权为单位记述西域诸国概况，穿插部分历史记载，减少人物传记成分，更多地彰显区域史特征；在语体上，以说明语体而非叙事语体为主，呈现出更加客观严谨的特点。诚如史学家岑仲勉所言：“对于西域作系统之论述，还以《汉书·西域传》为创始。此《传》可说是后来各史《西域传》之蓝本。人们如能将此《传》弄清楚，其余各史的《西域传》，问题就容易解决。”

　　二是续写历史，留下珍贵记载。班勇承续其伯所撰《汉书·西域传》，作《西域诸国记》（书名由清代学者严可均拟定），首次全面记述了从光武帝到安帝时期东汉经略西域的历史。由于班勇长期在其父麾下效力，参与并见证了东汉前期西域历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并利用了甘英的见闻录等材料，因此《西域诸国记》具有珍贵的一手史料价值。该书虽于隋代已佚，但被南朝范晔《后汉书》等史书大量吸收。时至今日，该书连同《汉书·西域传》的内容得到越来越多出土文献、考古遗存等证据的印证，为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扎实的文献依据。

　　三是以诗言史，记录中外交流。永元十三年（101年），班勇护送安息使团抵达洛阳、进献大雀时，班超之妹班昭创作《大雀赋》，歌颂“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的盛况，以文学手法记录了这一中外交流史上别有生趣的特殊时刻，为研究汉朝与安息的关系、中外物资交流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汉朝以后，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本朝领土的一部分。这种强大而坚定的信念深深根植于历代中央王朝对汉朝经略西域历史的追忆与祖述。其中，班氏著史传世、弘扬一统之功诚为大矣。

　　【作者系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古代西域驿站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项目号23VJXT0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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