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铜镜，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日用器具，传世和出土数量极多，其丰富的形制、纹饰和铭文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反映我国古代各时期社会面貌的重要实物。

　　据已有考古发现，铜镜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1975年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出土的一面素镜，是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的铜镜，被称为“中华第一镜”。经过先秦时期的发展，铜镜在汉代迎来兴盛时期。其精美的造型、丰富的纹饰、精湛的工艺，无不体现出这一时期铜镜发展的繁荣。汉代铜镜最具特色的是刻于其上的铭文，内容不仅涵盖祝福、劝诫、赞美等主题，也包含“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反映出对国家昌盛、社会安定、安居乐业的美好祝愿。

　　“中国大宁”中的国家观念

　　“中国”二字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宅兹中国”使何尊成为“中国”一词最早的实物见证，对于研究“中国”概念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何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中国”所指，即当时天下的中心——新建的都城成周。

　　先秦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礼乐制度逐步演变，青铜器上镌刻铭文不再局限于青铜礼器，铭文内容开始变得日常化和生活化，“中国”二字也随之广泛出现在铜镜铭文之中。在汉代铜镜中，含有“中国”二字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汉“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

　　这面铜镜直径18.6厘米，厚0.6厘米，镜钮呈圆形、四叶纹钮座。镜背采用特殊的鎏金工艺，以4枚乳钉所附着的一周弦纹圈为界，将纹饰所在空间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以博局纹中的“T”形纹为主体，并有羽人和朱雀、青龙等瑞兽漫游其间；外区除了“L”形纹和“V”形纹外，还有瑞兽自由徜徉。镜缘一周铸有52字铭文：“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铭文字体介于篆、隶之间，书写规整，流畅疏朗。

　　汉初，统治者推行一系列安定边疆、促进民族交融的举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东西方交流通道。此后，汉朝与西域各国互遣使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这一时期，“中国”一词内涵持续拓展。《汉书·武帝纪》载，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颁布诏书，表示“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此处的“中国”从以往侧重地理方位的概念，发展为早期的国家观念。“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铭文中的“中国大宁，子孙益昌”，正是包含着对国家统一安定、百姓富足安康的美好祈愿。

　　“多贺中国人民富”中的家国一体意识

　　“中国人民”一词最早可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细数四方物产后，提到“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迄今发现最早出现“中国人民”一词的文物，是东汉“多贺中国人民富”五乳神兽镜。

　　这面铜镜直径18厘米，重约500克。镜体呈圆形，中央为圆钮座，钮座四周环绕4只猛虎，两两相峙，神态威猛。5枚圆座乳钉将镜背主纹饰区划分为5个部分，分别铸刻着双虎、双鹿、独角兽、双角兽、神人戏龙等不同纹饰，整体布局严谨有致，工艺精湛，体现出当时成熟的青铜铸造水平。铜镜背外圈一周环绕篆书体阳铭文，共21字：“青盖作竟（镜）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云雨时节五谷熟。”这面铜镜上的铭文，将宏大的国家意识与百姓生活的祈愿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对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强烈愿望。

　　汉代通过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手段，逐步促成周边各部族归附，维护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汉朝的疆域持续拓展，中原与周边部族联系不断加深。铜镜铭文中的“四夷服”体现了大一统格局的确立，“多贺中国人民富”将“国家”与“人民”紧密相连，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对家国一体的朴素认知，反映出百姓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关注。这种国家观念的形成，为“家国一体”观念的传承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中国强”“中国宁”“中国安”的期盼

　　中国人向来认为，国和家是一体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个人的幸福。西汉“人民昌·中国强”七乳龙虎纹铜镜，正是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实物见证。这面铜镜直径22.3厘米，厚0.7厘米，半球形钮，钮座饰一圈以短线间隔的几何纹，保存完好、铸造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镜背铸有47字铭文：“天禄辟邪曰有喜，上有龙虎四时置，长保二亲乐毋（无）事，子孙顺息当大富，侯王寿命长，多贺君家人民昌，四夷皆服中国强。”这面铜镜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带有“人民昌”“中国强”吉语铭文的铜镜，体现了汉朝百姓对国家昌盛、家庭幸福的追求。

　　两汉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大一统”局面不断发展。东汉“四夷降服中国宁”七乳神兽纹铜镜饰四神与瑞兽纹饰、花卉纹、云气纹，镜缘饰锯齿纹与流云纹，制作精良。镜缘铸有35字铭文：“尚方御竟（镜）知人情，道同巧异各有刑（形），维古今世天下平，四夷降服中国宁，人民安乐五谷成”，也反映出对国泰民安、生活富足的追求。

　　昭君出塞和亲，是西汉历史上的一段佳话。王昭君在塞外生活多年，她大力传播中原文化，促进西汉与匈奴交流，促使汉匈之间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边疆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现藏于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的东汉昭君出塞镜，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载昭君出塞故事的文物。这枚铜镜直径21.5厘米，镜背中心为扁球形钮，钮座为13枚乳钉环绕，间以铭文12字，为制作者名称及吉语。铜镜内区中部有4枚乳钉，将图像分割为4组扇形区域，每一区域均有人物车马画像，并具榜题。外区有长铭，形式为七言诗，铭文共70字：“孟春正月更元年，胡王陛见赐贵人。后宫列女王昭君，隐匿不见坐家贫。待诏未见有（又）失神，长迫受诏应众先。倍（背）去中国事胡人，汉召单于匈奴臣。名王归义四夷民，兵革不用中国安。”这面铜镜以实物形式证明，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在东汉时期就广为流传，体现出中国古代国家观念中对家国大义的推崇。

　　方寸铜镜照千秋。铜镜这一古代日用品，以其独特的铭文和纹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古代社会文化的窗口。它们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家庭幸福的深切期盼，也展现出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一面面小小的铜镜，留存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质。汉代铜镜承载的家国情怀与大一统理念，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鲜活见证，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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