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桂粤交界的南岭群山间，蜿蜒着一条秦代开辟的交通要道——潇贺古道。这条道北连潇水通长江，南接贺江达珠江，是中原沟通岭南的古老通道，也是早期“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古道两侧的崖壁、桥廊、村寨旁，至今矗立着百余方斑驳的石刻。这些散落的“石头档案”，记录了汉、瑶、壮、苗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
《蒋氏神道碑》：忠义维护统一的家国认同
在广西贺州市钟山县白马村村口，一块形如合掌的巨石上，镌刻着《蒋氏神道碑》（又称《隋富川列女蒋氏塚西观寺碑》）。碑文为楷书阴刻，有1000余字，以“有行无列”章法排列，虽部分风化，但主体保存较好。此碑初立于唐先天元年（712年），由名臣苏颋奉玄宗之命撰写，原名《御制钟士雄刺史母安乐县君神道碑》。后石碑亡佚，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予以重刻，并增加再立神道碑原因及意义的说明部分。
该碑记载了南朝至隋代一位岭南女性蒋氏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而以死劝谏儿子钟士雄的事迹。据史料记载，蒋氏为临贺郡（今广西贺州）人，她的丈夫钟骞是三国时期魏国重臣钟繇之二十代孙。钟氏家族祖上不断迁徙，后来进入岭南临贺郡定居。南北朝时期陈朝末年，蒋氏的大儿子钟士雄被封为伏波将军、岭南酋帅，统率岭南俚僚部族。陈后主担心钟士雄反叛，将他的母亲蒋氏质留在都下（南北朝时期陈朝的都城建康，即今江苏南京）。
隋灭陈后，晋王杨广礼送蒋氏归乡以安抚岭南。隋开皇十年（590年），临贺郡的虞子茂叛乱，欲拉拢钟士雄，蒋氏以死相谏：“汝若禽兽其心，背德忘义者，我当自杀于汝前”，并修书晓谕叛军祸福。在蒋氏的劝谏下，钟士雄停止起兵叛乱，不久虞子茂也被隋朝军队所败。
隋文帝得悉蒋氏的事迹后，对蒋氏的深明大义极为感动，敕封蒋氏为“安乐县君”。唐太宗李世民也对蒋氏推崇备至，不仅将她的事迹载入《隋书》，更特命唐代文坛大家苏颋为她撰写碑文。宋代地方官再度刻碑，以传后世。
蒋氏获隋、唐两朝册封，是岭南地区首位受封“县君”的女性，也是继高凉郡冼夫人之后岭南地区第二位被列入正史列传的女性。《蒋氏神道碑》彰显了中央王朝对蒋氏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的认可和褒奖的一贯性。正所谓“赞忠贤之德行，永化人仁；扬圣道之神功，固增帝德”。
同时，《蒋氏神道碑》折射出隋、唐、宋三朝经略岭南的智慧。通过褒奖边疆豪族的忠义行为，将“大一统”理念深植百越之地。而钟氏家族从“岭南酋帅”到“持节刺史”的转变，也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珍贵见证，是中华民族和谐政治生态的真实反映。
《百蛮遵道》：“大一统”格局下的边疆治理
在贺州市昭平县桂江铜盆峡西岸和钟山县思勤江故道旁，至今仍保留着两块反映汉、瑶、壮、苗等民族关系的重要石刻——《百蛮遵道》。两块石刻同属桂江流域，相隔70公里。其中，铜盆峡石刻面积有9平方米，每字宽1.2米，高1.1米，右上方有“府江道副使韩绍题”，左下方有“万历年戊子年春正月吉日”字样。思勤江石刻相对较小，面积为0.45平方米，高0.9米，宽0.5米，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镌刻于岸边崖石上，上款为“□□四屯秧家寺营土司□□□……”，下款为“万历岁次乙未孟春月吉日勒石”。
“百蛮”，在明代桂江流域主要指瑶、壮、苗等少数民族，“遵道”即遵循正道，这里指的是遵循中央王朝的法度。这两处遥相呼应的石刻，是明朝在边疆进行治理与推行招抚政策的重要实物证据。
明代中后期，桂江流域瑶、壮、苗等民族起义频发。万历十三年（1585年），朝廷镇压起义后，命韩绍为总事修筑府江（今广西桂江）道路，次年完工。万历十六年（1588年），韩绍题刻“百蛮遵道”于铜盆峡，旨在告诫当地各族要遵守王法、接受招抚。思勤江石刻则反映了明朝通过推行土司制度、开辟水陆航道等方式强化对桂江流域的统治。
《百蛮遵道》石刻见证了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的治理策略，反映了明代桂江流域多民族共生共长的历史脉络。
《禁约碑》：多民族共守的“生态契约”
清代乾隆年间，大规模的移民沿潇贺古道涌入岭南地区。广东客家人“沿西江、桂江、贺江而上”，湖南人则“沿着潇贺古道南迁”，聚居贺州八步、昭平及富川一带，与当地的瑶、壮等民族比邻而居，形成了独特的方言交汇区。此一时期，土地开发与资源利用的迫切需求，让各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形成了共同应对生态挑战的智慧。
立于贺州市昭平县走马乡深冲村的一方《禁约碑》，记载了一段瑶、汉民族共立的生态盟约。此碑立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碑文开宗明义：“为合禁水源山场，以全国课，以肃乡村事”，明确列出禁伐山林、保护水源等11条禁约。具体包括：“切照本乡深冲何、严二姓，各有堂管粮田历世，原赖石狗、大山、富竹数处山场，荫水灌溉禾苗……违禁者：小则会众开导惩罚，大则会乱送公究治。自此合禁之后，凡属外乡异姓，各宜凛遵，为此合约。”这方石刻，既是水源保护令，更是多姓氏、多民族村民联合自治、共守乡规的契约。
立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现存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慈云寺内的《奉县封禁坑场碑》，则体现了一种更高层级的协作。“湖广永州府江华县正堂郑、广西平乐府富川县正堂刘：为棍徒盗洗矿砂，壅害禾苗，永行封禁事……为此示谕两县民及附近居民人等知悉。嗣示之后，无得私行刨挖。倘有不法棍徒仍蹈前辙，许尔附近干长寨老月甲人等立拿解赴本二县，按律究拟，尽法重处。各宜凛遵毋违。特示！”面对当时湖南江华县与广西富川县交界处黄牛垚、清水江矿场的盗采泛滥、危害农田的现象，两省官员联合发布禁令。碑文明令永远封禁盗采矿场，并特别动员附近的各族群众参与监督执法，允许他们直接捉拿不法之徒送官严惩。
这些石刻印证了潇贺古道沿线各民族在面对水土流失、矿害蔓延等生态威胁时，以共同的生存发展为准则，形成了官民协力、族际合作的集体行动机制，展现出维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古老乡治智慧与深厚的休戚与共理念。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22VMZ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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