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浪潮中，维吾尔族学者贯云石所著《孝经直解》如一颗明珠，既记载着西域与中原的文化对话，也成为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文化认同的重要见证。这部以白话注解《孝经》的著作，从生成到传播，处处彰显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明特性。
黑水城出土的《孝经直解》残片。王继红供图
跨民族的文化对话
元至大元年（1308年），年轻的贯云石在大都（今北京）完成了《孝经直解》的撰写。这位本名小云石海涯的西域学者，出身于畏兀儿（今维吾尔族）将门之家——祖父阿里海牙是元朝开国功臣，父亲贯只哥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他自己以“贯”为姓，自号“酸斋”。《元史·小云石海涯传》记载，贯云石“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经》一卷行于世”，寥寥数语背后，是一段文化深耕史。
贯云石的文化底色本就多元。由于祖父声名显赫，家中常聚各族文士，西域胡琴的婉转、中原古琴的悠远在此交融，贯云石自幼在西域的歌舞韵律、游牧的豪迈气韵与中原诗书传统交织的环境中成长。
青年时期，贯云石拜入汉族大儒姚燧门下学习。姚燧执掌国子监时，门下英才济济，而贯云石以独特的西域气质与惊人的学习天赋脱颖而出。《元史·小云石海涯传》记载，姚燧初见其文章，拍案赞叹“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这份褒奖不仅是对其文学造诣的认可，更暗含对其打破民族文化壁垒的惊喜。在姚燧“文以载道”的治学理念熏陶下，贯云石系统研习儒家经典，并将游牧民族直抒胸臆的表达习惯融入对《孝经》的解读中。
在《孝经直解》自序里，贯云石以雄浑笔触写下：“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庶几愚民稍知理义，不陷于不孝之罪，初非敢为学子设也。”这种誓将经典通俗化的决心，源于他在南北游历中所见所感：无论是江南水乡的耕读之家，还是塞北草原的游牧部落，人们对伦理亲情的珍视并无二致。这种“以天下为读者”的著述立场，犹如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将儒家文化的精髓与多民族的生活智慧，编织成跨越地域与族群的文化纽带。
传统《孝经》注疏多用文言，而贯云石采用元代在蒙古、色目人中流行的“汉儿言语”——一种融合了蒙古语法与汉语词汇的白话文体。如《广至德章》中的“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他直解为“君子的人教百姓行孝道呵，不索每一家里到，每日家里说有”。《天子章》中的“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其亲者不敢慢于人”，他直解为“存着自家爱父母的心呵，也不肯将别人来小看有。存着自家敬父母的心呵，也不肯将别人来欺负有”。这种“翻译式注解”，既保留儒家义理，又融入多民族通用的口语表达，为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注入新的活力。
南北书坊的刻本流通
《孝经直解》成书后，很快从大都传向江南，在各地书坊中衍生出各具特色的刻本，开启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文化传播。
在元代，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依托发达的造纸业与雕版技艺，跃居江南刻书业四大中心之首。这里的书坊将民间木版年画艺术融入刻书传统，独创“上图下文”的版式——每页上方以阳刻技法雕琢插图，下方以宋体字刊印正文，形成图文互释的阅读体验。贯云石所著《孝经直解》被建安的书坊主精心打造为《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将“周公郊祀后稷”等儒家经典场景绘制成线条遒劲、人物传神的版画，使孝道思想化作市井俚语。这种创新刻本不仅满足了乡塾蒙学的教学需求，更因便于携带、通俗易懂的特点，随着闽浙商船的货舱，沿着蜿蜒的海岸线，将中华孝文化播撒至东南沿海的市镇村落，成为文化传播史上“以图载道”的经典范例。
浙江地区的书坊则选择了另一种刻书路径。经学者考证，黑水城遗址（西夏古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的《孝经直解》刻书即为“元浙本”：每叶界栏宽1.5厘米，采用左右双边形式，版心鱼尾处镌刻有书名简称与页码。每行十五字的布局疏密有致，小字注文与大字正文等高，需工匠以精湛技艺雕刻同号字模，这在元代刻本中极为罕见。字体采用赵孟頫遒劲秀丽的赵体，笔锋婉转处尽显文人风骨。这种版式不仅体现了元代江浙地区高超的刻书工艺，更通过严谨的文本排版，满足了士人阶层对经典诵读与版本收藏的双重需求。黑水城《孝经直解》残叶的发现，揭示出元代刻本书籍通过丝绸之路或草原商道，畅通无阻地从江南输往塞外，展现出元代文化的蓬勃活力，更象征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闽浙《孝经直解》刻本是元代文化形式多样与相互交流的缩影。建安本偏向“通俗化”，浙本侧重“文本化”，两种版本共同推动《孝经直解》突破地域限制：南至福建、浙江的乡塾，北达塞外的黑水城，满足不同读者的版本需求。《孝经直解》的传播脉络，恰似一条跨越南北的文化纽带，见证了元代文化广泛而深度的交流。
塞外乡塾共享的文化载体
黑水城的风沙，封存了《孝经直解》在塞外传播的生动细节。这座古城元代属甘肃行省亦集乃路，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陲重镇，在此发现《孝经直解》残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在这里出土的两片《孝经直解》残叶，其中之一存文为《圣治章》，当中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相关注解，与建安本完全一致，说明虽然版本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始终不变。残叶边缘有磨损与折痕，页脚还留有孩童用墨笔涂抹的痕迹，有学者推测其“可能为乡塾教本之属”。
可见，这部由维吾尔族学者撰写、江南书坊刊刻的著作，在西北边陲成为多民族学子共同的启蒙读本，儒家的孝道观念通过白话注解，转化为各民族的生活准则。学者认为，元浙本《孝经直解》在黑水城的推广传播的原因，既有官府推广儒学的政策推动，也有民间商队的商业选择，更有当地各民族对“孝悌之道”的共同认知与尊崇。
《孝经直解》的推广传播历史，是元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从大都的撰写到江南的刊刻，从建安的版画到浙本的墨字，从乡塾的诵读到风沙的封存，贯云石以儒学为基、融多民族语言，完成了跨民族的文化创造；南北书坊的不同刻本，见证了地域间因需制宜的文化交往；黑水城的残叶，诉说着多民族共享儒家经典的生动故事。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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