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追思与感恩，亦寄托希望与新生。人们祭扫以寄哀思，踏青而赴春光，在追思中凝聚民族精神，在缅怀中汲取前行力量。

清明风至 礼俗相生

　　“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清明之始，源于上古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是自然节律与人文礼仪的交融之作。西汉《淮南子·天文训》写道：“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记载：“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时节，恰逢仲春与暮春之交，阳气渐盛，天气清澈明朗，万物复苏，草木青青，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唐代诗人章孝标在《长安秋夜》中写道：“牛犊乘春放，儿童候暖耕。”描绘的就是清明至谷雨时节日益忙碌起来的田间耕种场景。“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雨打清明前，洼地好种田”等口耳相传的农事谚语，记录着中华先民顺天时、相地利的农耕智慧，承载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

　　清明节踏春的习俗，源于古代节日“上巳节”。上巳原指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汉代开始逐渐固定在农历三月初三，有临水宴饮、踏青游春的习俗。北宋词人贺铸云：“九曲池头三月三，柳毵（sān）毵。香尘扑马喷金衔，涴春衫。”形象地描绘了古人临水游春的热闹场景。清明节除了吸收上巳节的文化习俗，还融入了寒食节礼节。寒食源于上古“改火”旧习，后世附以介子推的忠义传说，寄托除旧布新、敬奉先贤之思。相传，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因骊姬之乱被迫流亡，其间，忠臣介子推割肉救重耳。后来，重耳成为晋文公，介子推不求功名利禄，与母亲归隐绵山。晋文公烧山逼其出仕，怎奈介子推坚执不出，葬身火海。为纪念介子推，人们在他的忌日禁火寒食，后相沿成俗，形成“寒食节”。由于上巳、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唐宋以后，清明节逐渐融合寒食祭祀、上巳游春等节俗，传承至今。

　　清明节这一天，人们还会插柳戴柳，既为驱疫辟邪，也取柳枝生生不息之寓意，与此同时，放风筝、荡秋千、蹴鞠等游乐活动也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舒活筋骨、愉悦心神。此外，人们还会食用清明花饼、青团等富有节气特色的传统食品。

血脉相连 薪火相传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清明祭祀，根植于农耕文明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感恩，也承续着“敬祖尽孝”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本位，清明祭祖是维系血脉、传承孝道的重要载体。除草添土，焚楮祭奠，仪式庄重肃穆，既寄亲者之思，亦凝家族之心、传孝道之念。《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敬祖之举，既安生者情思，更塑个体家国责任。由家及国，基于血缘的家族祭祀，逐渐融入更为宏大的国家叙事与民族情怀。

　　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对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公祭，对其祭祀古已有之。据史书记载，黄帝去世后，他的大臣左彻就开始祭奠他。汉武帝在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率领18万大军北巡朔方，凯旋时祭黄帝于桥山。黄帝祭祀成为国家级礼仪源于唐朝，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奏：“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此奏章得到了代宗批准，从此黄帝陵祭祀成为官方祭典，历朝历代皆以祭祀黄帝为凝聚天下人心之盛事。明清时期，多位皇帝派官员赴桥山黄帝陵主持祭祀活动。清朝260余年间，共遣使祭陵26次。黄帝陵祭祀已经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盛典，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英魂昭世 山河同怀

　　清明祭祀，不止于孝亲敬祖的家族之愿，更承载着精忠报国的担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风雨磨难，无数仁人志士为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用生命谱写了英雄壮歌。崇尚英雄、缅怀先烈，成为清明节庄严的时代内涵，使“慎终追远”有了更深刻的时代表达。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每年清明，无数群众自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瞻仰，以国之名为英雄默哀、向英雄致敬。这是对英烈的深情礼赞，更是对民族精神根脉的守护与延续。

　　河南兰考，焦桐葱郁，人们缅怀“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安徽小岗，丰碑矗立，改革先锋沈浩的故事被一次次诉说；各地烈士陵园，各族群众自发前往，寄托哀思……一幕幕动人的场景，汇成清明时节最温暖的力量。

　　清明共祭，以年度为节律，以祭文、事迹为内容，将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刻入民族记忆，让历史叙事从书本走进生活，为一代代人提供情感根基与历史坐标。中国人对逝者最高的评价是“永垂不朽”，我们的历史，本就是重人伦、有价值判断的历史，“慎终追远”的价值取向，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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