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800—5300年），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发现的同一时期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心聚落遗址。作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该遗址是探索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键遗存、重要节点和核心区域。

　　考古学家严文明曾指出，“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这一论断精准概括了凌家滩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先驱地位。通过凌家滩遗址可以看出，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之间已存在广泛而密切的互动，为后来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发展乃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之一，凌家滩的社会结构与文化面貌展现了早期文明的多元图景。墓葬遗存是观察当时社会复杂化程度和区域文化独特性的重要窗口。遗址核心区发现的大型墓葬群，等级分明，揭示了当时显著的社会分层。07M23墓是凌家滩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规格最高、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墓圹长3.6米、宽2.1米，共出土文物340余件，其中玉器达210件，包括象征军权与神权的玉钺、玉璜，以及玉人、玉龟、玉鹰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小型墓葬，规模较小，随葬品也仅有数件陶器或石器。这种墓葬上的差异表明，凌家滩社会形态已出现基于权力、财富和宗教地位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私有制已然产生并制度化。

　　凌家滩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以自然岗地和人工工程为界，形成了生活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与祭祀区等功能明确、布局有序的聚落结构。生活居住区主要位于岗地中部及南部，发现有房址、灰坑及大量日常生活陶器；墓葬区与祭祀区则集中于北部高岗，大型祭坛与不同等级的墓葬有序排列，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礼制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围绕中心聚落开挖的大型环壕沟遗迹。该环壕沟长逾2000米，最宽处约30米，深约2至6米，其土方开挖量估算超过10万立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壕沟遗址之一。如此规模的公共工程，不仅需要精密的规划设计，还依赖于集中而高效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标志着凌家滩文化或已迈入了古国时代的门槛。

　　凌家滩遗址自发现以来，先后历经17次考古发掘，迄今已出土千余件精美玉器，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玉器以其数量之多、工艺精湛、意涵深远而闻名。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双臂贴胸，神情庄重，其背后直径仅0.15毫米的微型钻孔，技艺之精令人惊叹；出土的玉龙首尾相连，龙身刻有鳞纹，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角、有鳞的玉龙形象。特别是出土的玉鹰，呈展翅飞翔状，两翅尖端各雕一猪首，腹部刻有八角星纹，将鹰、猪、星辰等多种意象集于一器，体现了先民崇尚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刻纹玉版是凌家滩最神秘的出土器物之一，出土时被夹于玉质龟甲中，23个钻孔、八角星纹与圭状纹饰被学者解读为洛书、八卦乃至历法雏形。

　　这些独特的玉器及其蕴含的礼仪观念，并非孤立存在。考古学研究揭示，凌家滩文化与远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存在着跨越地理的深刻文化联系，两地玉器在造型和理念上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其中，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与红山文化的C形龙或玉猪龙均呈现首尾相连的卷曲形态，且两地均流行“介”字形或类似造型的玉冠饰。更为显著的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玉龟形器，与红山文化体现的龟灵崇拜现象，在器物形态与可能存在的功能上有着密切关联。这种跨越千山万水的高度相似性，表明在距今55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一个远距离的交流网络。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中的典型器物和纹饰，还呈现出显著的跨区域传播态势。例如，其独特的扉牙、绞索纹等装饰技法，以及圆形隧孔缀合技术，在长江中下游许多同期遗址中都有发现。同时，凌家滩本身也积极吸纳同时期周边文化的因素。例如，来自东方太湖流域崧泽文化的玉璜制作工艺和部分陶器造型，以及北方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陶器风格和龟甲随葬习俗，都能在凌家滩遗址找到痕迹。“八角星纹”不仅见于凌家滩文化的玉鹰和玉版，也出现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上，说明了中华文明早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这种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使各区域文化在保持自身鲜明特色的同时，也在礼仪制度、精神信仰、价值取向等更深层面逐渐形成潜在的共识与认同。正是这种日益凝聚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凌家滩玉文化特别是其玉礼器系统所蕴含的秩序观念、权力象征与宗教情感，为后来的商周礼乐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同心圆结构玉璧，所蕴含的和谐、秩序理念，甚至穿越五千年时空，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背面装饰纹样视觉来源，体现了中华文明传承的连续性。

　　凌家滩的考古发现，生动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在起源阶段的历史轨迹，为今天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内生凝聚力，提供了宝贵的史前实证与深远启示。要深入推进凌家滩遗址的研究和解读工作，不断深化我们对中华文明根基的认识，增强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深厚而持久的历史底蕴。

　　【作者系安徽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社会与政治学院特聘副教授。本文系2025年度国家民委铸牢专项项目“凌家滩遗址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研究”（2025-GMG-04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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