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我国古代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的总称），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其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太白顶，流经豫、鄂、皖、苏四省，全长约1000公里，流域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淮河流域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促进南北经济互通、人口迁移与文化融合的重要通道。各民族在淮河流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生动注脚。

　　地理枢纽与文明摇篮：淮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印记

　　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一月0℃等温线大致经过的地方，标志着暖温带与北亚热带、湿润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2000多年前，晏子使楚时便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道出淮河两岸的水土差异。过渡性气候环境，使得淮河流域成为南方稻作农业与北方旱作农业的交汇地。同时，淮河水系发达，支流众多，本身构成了四通八达的内河网络，又通过邗沟、鸿沟、汴水等人工运河连接黄河与长江。自先秦以来，它便成为贯通中原与江南、关中与江淮的黄金水道，为南北物资交换与经济贸易提供了天然基础。

　　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直至夏商周时期，淮河流域曾形成一系列早期文明形态和古代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新石器时代早期，淮河流域已出现成熟的定居农业、原始艺术与符号系统。贾湖遗址（距今约7500—9000年）主要分布于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阳一带，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声音阶的管乐器骨笛以及稻作农业遗存、酒类遗存、原始文字资料等，为探索中华民族农业起源、礼乐起源、文字起源等提供了关键实证。位于安徽蚌埠淮河北岸的双墩遗址（距今约7300年）中发现600多件刻划符号，涵盖了生产生活、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为探索汉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淮河流域的人口规模扩大、社会结构复杂化，逐步向早期国家形态过渡，文化走向繁荣。青莲岗文化（距今约6400—7400年）以红陶为代表，是江淮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淮河下游的江苏淮安等地。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距今约4800—5000年），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该遗址出土的红烧土排房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彰显了中华先民的建筑智慧；出土的蛋壳陶高脚杯以其“黑光亮”的质感与镂空工艺，令人叹为观止。安徽蚌埠涂山一带的禹会村遗址（距今约4100年）发现的大型城址与祭祀台基，与“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古史传说相互印证，成为淮河流域早期国家文明的重要实证，连接起华夏文化与淮夷文化。

　　通衢要地：淮河流域的多民族交融共生

　　淮河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各民族迁徙、杂居与融合创造了适宜环境。夏商周时期，淮河流域方国林立，包括徐、舒、英、钟离等，它们与中原王朝长期交流互动，既保有地方特色，又深度参与华夏文明体系的构建。周王室通过分封制封诸侯国于淮河流域，推行礼乐制度，逐步将当地族群纳入华夏政治文化体系。钟离是春秋战国时期淮河中游地带一个重要的嬴姓方国，位于安徽蚌埠双墩的钟离国君墓葬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兵器与玉器，彰显成熟的礼制文明与高超的手工业水平。公元前241年，楚人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楚文化以淮河中游为核心区向四周传播开来，大量青铜器、金币、漆器等遗存的出土便是实证。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开凿灵渠，强化了以淮泗（淮河下游主要支流）地区为枢纽的全国交通体系。至汉代，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寿春、下邳（今江苏徐州睢宁县古邳镇）等地已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南北物产、人才汇聚于此，为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高潮。西晋永嘉之乱后，“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淮河流域成为北人南迁的主要通道和早期聚居地。江淮一带出现了众多侨置郡县，如刘宋时期设立的南徐州、南豫州等。北来士族携中原生产技术、学术、文化南下，淮河一带成为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前沿地带，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部分制度文化传至南朝，南朝文风与清谈玄学亦吸引了众多北朝士人。这种冲突中的交流融合成为隋唐大一统与文化繁荣的铺垫。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将淮河推向了全国性南北交流的核心枢纽地位。通济渠（唐宋称汴河）与邗沟交汇于淮安，连接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成为全国物资调配的交通命脉。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泗州（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成为漕运咽喉、商贸重镇，呈现出舳舻相接、樯桅毗连的盛景。江南的稻米、丝绸、茶叶，中原与北方的麦粟、瓷器、铁器在此汇聚转运，形成南北密切依存的经济网络。沿河市镇兴起，工匠、商贾、水手汇聚，南北文化在淮河流域交融共生。

　　辽宋夏金时期，北宋定都汴京，汴水、颍水作为汴京水利交通的主干道可通淮达江，成为富庶江淮地区的大批物资运往汴京的生命线，促进了沿岸商埠重镇的发展繁荣。宋金以淮河—大散关为界，淮河遂成为天然疆界，淮河沿岸的互市贸易推动了淮河南北边境城镇的日趋繁荣。《宋史·食货志》记载了位于盱眙、安丰等地榷场的茶叶、丝绸、药材、毛皮、马匹等大宗商品交易情形。文化层面，北方杂剧、说唱艺术南传，南宋理学、诗文北渐。此种“隔而不断”的交往，使南北保持着经济文化内在联系，为元朝大一统提供了条件。

　　元朝统一后，淮河流域的南北交融不断。然元末战乱致淮河流域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据《明太祖实录》及地方族谱记载，因明初的“洪武大移民”，山西、江西、浙江、苏州等地民众大批迁入凤阳、泗州、徐州等淮河地区，形成“五方杂处，风俗不一”的格局。各地移民所携的方言、技艺、风俗，经漫长的磨合，逐渐融合成新的地方文化。比如，发源于泗州、凤阳一带的泗州戏（旧称“拉魂腔”），融北方梆子戏的激昂慷慨、南方民间小调的柔美婉转于一体，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治水安澜：命运与共的壮丽史诗

　　淮河多灾，应对淮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与地方社会共同面对的艰巨挑战。南宋以后，黄河开始从华北平原进入淮河流域，明代基本形成夺淮入海的固定路线。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450年间，淮河流域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高达94次。独特的流域地形，使淮河成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治理淮河水患的过程，汇集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锻造了中华民族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

　　有着千年古堰之称的洪泽湖大堤，是淮河流域最重要的防洪屏障。洪泽湖大堤始建于东汉建安五年（200年），由广陵太守陈登主持建筑，初为30里，史称捍淮堰，唐时又增筑。汉代至隋唐时期的洪泽湖大堤主要功能是捍淮、屯田。宋、元时，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与安全，在现洪泽湖区的淮河东岸先后开凿了洪泽河和龟山运河，在白水塘置洪泽屯田万户府，屯田353万亩。明代，黄河全流入淮。明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兴工修堤，在捍淮堰基础上大修高家堰。明万历年间，总理河道的潘季驯提出了“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水方略，实施“大筑高家堰”的工程，土堰迎水坡改筑石工墙，并加高加固，向南延伸25公里，大堤总长达42公里。清代，河道总督靳辅延续明代的治水方略，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将大堤延伸，并全部建筑石墙护坡，以抵御风浪冲击。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高家堰修筑工程历时204年，筑堤70公里，其中垒砌石工墙60公里。

　　位于洪泽湖东南角的三河闸，是淮河入江的第一道闸门，它是新中国水利工程的一大奇迹——在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了16.4万名建设者，调动32万吨物资器材，仅用10个月时间就建成使用。出版于1954年的《三河闸通讯报告集》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建筑三河闸工程的30万吨器材，来自8个省份和好多大城市，最远的来自7000里外的内蒙古。蒙古族兄弟为了支援这个伟大工程，爬上终年积雪的深山，把巨大的松树砍伐下来。采石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峭壁，炸开山头，再把它打成合乎规格的石块运到山下。运输器材和物资的交通工具，有现代化的火车、汽车、轮船和一万多条来自浙江、山东、安徽、上海、苏南和苏北的帆船、木船。”

　　三河闸建设全程处于抗美援朝时期，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实施三河闸建设工程，为的是解决淮河水患、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新中国成立以后，洪泽湖大堤再没决过口，随着二河闸、高良涧闸、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建成，洪泽湖水患基本消除。

　　一段跨越时空的淮河水利建设史，见证了东方大国对千年治水智慧的传承，也镌刻下新中国一代又一代治淮人筚路蓝缕、接续奋斗的足迹，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纵观千年历史，淮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分界线，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绵延不绝的融合线与连接线。这条大河见证了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汇与互动，承载着多元一体格局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也铭刻下中华民族化水患为安澜、以智慧筑家园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陈兴平，安徽大学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社会与政治学院；陈艳，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流动融居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号24CMZ05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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