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甘肃省境内的居延遗址群，包括居延城、肩水城、黑水城等城址，是汉代以来中央王朝经略西北的重要枢纽。居延地区不仅是一处规模宏大的考古遗址群，更是一方文明持续互鉴的历史见证地。正是在这一区域，产生了近代以来被列为“冷门绝学”的两门专门学术：简牍学和西夏学。它们为我们理解于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具有突出连续性的“中国”和“中华民族”，提供了独特的实物史料与观察视角。

　　居延汉简：见证“汉之中国”的“北边”构建

　　“居延”一词首见于汉代文献，其语源可能与早期匈奴部族有关。历史学家王宗维引《史记·匈奴列传》认为，“居延”为西戎一支“朐衍”的异名。地理视野上，《尚书·禹贡》载：“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中，“弱水”“合黎”所指即为古居延地区，是上古时期的“西极”之地。战国至秦汉时期，“居延”逐渐由戎狄部族之名发展为中原王朝北边的地理专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论及上古“华夷之辨”的内涵时，指出“蛮可化华”，“华蛮之别”是一个动态转化的过程。“华夷互动”，正是汉代在北部边界设立居延都尉府之前，居延地区的既有特征。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古居延地区发现了1万余枚汉简，轰动学界。此后，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发掘，陆续有简牍出土。截至目前，以汉字书写的居延简牍已出土近4万枚，内容涉及汉代屯戍体系、典章制度、农业生产、买卖契约、天文历法、占卜择日等诸多方面。这些简牍文书真实反映了汉代在居延海以北地区进行的有效治理，也为“简牍学”这一专门学术领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一手研究资料。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揭示，两汉时期的居延泽，是各族群交流往来的前沿地带。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曾以“文王受命于天”的例子，来比喻汉代帝王“居中国”“受天命而王天下”（《春秋繁露》）。对于匈奴等族群，汉廷采取“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汉书·匈奴传下》）的策略。“怀柔远人”既是汉朝之“天下观”，亦为“华夷交融”的历史进程奠定重要基础。自西汉高祖刘邦起，汉朝即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将皇室宗女嫁给匈奴单于，以缓和边疆局势。这一政策成为西汉处理民族与边疆关系的重要方式。

　　东汉时期，鲜卑人的控制区域南抵巴丹吉林沙漠，与汉朝对峙于居延泽，当时居延泽隶属汉代凉州张掖郡。

　　自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居延地区先后有柔然、氐、鲜卑、突厥、回鹘、吐蕃等族群活动，各族群相继争夺对此地的控制权。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匈奴贵族与汉室女子的后裔刘渊，乘西晋“八王之乱”时起兵反晋，建立十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汉赵，是为首个占据居延泽并奉“汉之中国”为正统的少数民族政权。此后，柔然与汉人张氏所立的前凉对峙居延泽。在氐人吕氏所立的后凉、汉人李氏所立的西凉时期，居延泽一度为柔然占据。北魏建立后，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与柔然继续在居延泽一带对峙。北魏分裂后，居延泽归属鲜卑宇文氏掌控的西魏。唐代，崛起的突厥人与唐之陇右道对峙居延泽。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后，中原王朝力量渐衰，回鹘人、吐蕃人、契丹人等相继争夺居延泽的控制权。600余年间，居延地区呈现出“华夷一体”的特征，各族群在此交错共处，共筑“中国”之“北边”。

　　黑水城多语种文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书写

　　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河谷西岸沙漠边缘，蒙古语称“哈喇浩特”，是西夏时期西北军事重镇十二监军司之一的黑水镇燕监军司治所。

　　唐初，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和促进国家统一，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酋长细封步赖内附后，其后诸姓酋长相率亦内附，唐朝在其地共置51个羁縻州和15个羁縻府。北宋年间，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自称“白高大夏国”，自视为与辽、宋并立的“中国”式政权，“大夏”之国号即强调礼乐文明的“华夏”之正统。

　　西夏初期设立十二监军司，黑水镇燕监军司即为其一，驻地设于黑水城。元朝攻灭西夏后，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将黑水城扩建为亦集乃路总管府，隶属甘肃行省，成为中原通往岭北的交通枢纽。从西夏至元代，黑水城作为居延地区的核心地带，是农耕与游牧、绿洲与高原等多种文明的互鉴交融之地。

　　20世纪初，俄国人科兹洛夫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在黑水城遗址发掘并劫走大批西夏至元代的文献和珍贵文物。其中包含西夏、汉、藏、回鹘等多种文字的文献残卷，以及数百卷佛教、道教等图像残页，后来分别被称为“俄藏黑水城文献”和“英藏黑水城文献”。

　　以黑水城文献为代表的多民族语言文献，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历程。尽管北宋失去了“幽云十六州”，但其汉字书写、农业文明和礼仪官制等，仍被视为“正统中国”之垂范，被周边政权竞相效仿。西夏景宗元昊命文臣野利仁荣仿造汉字“六书”及结构，创造了西夏文，时称“蕃书”，元明时期又称“河西文”。西夏文的创立蕴含着“化夷为华”的政治意图，使西夏的历史与文化进入中原文明的视野。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多部译自儒家经典的西夏文典籍，如《论语》《孝经》等；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所列官署名称、法律条文等，亦内化了中原王朝的法制典范与行政传统。

　　有宋一代，印刷术得到极大普及，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广泛应用于辽、西夏与金，深刻影响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字书写与知识体系。佛教文本作为宋朝周边“竞逐中国”“共奉中国”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共同的阅读对象，是融聚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西夏的刻印技术高超，设有官方机构“刻字司”，大力发展活字印刷，有多部存世活字历书以及完整的《维摩诘所说经》。黑水城文献中，八成以上是佛教经典。历史上，西夏曾6次向北宋请经，后又举官方之力，厘定了独具一格的汉藏圆融的西夏文佛教文本——既保留了作为精神文化纽带的汉传佛教底本，又融合了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藏传佛教底本。

　　简牍学和西夏学：为理解历史“中国”和“中华民族”提供新视角

　　近代以来，部分西方和日本学者长期关注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问题，但其研究的潜在目的是扭曲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史的整体叙事，为其侵略行为制造借口。所谓“元清非中国论”也并非新鲜事，实际上是近代西方及日本各种错误史观在当代的死灰复燃。

　　晚清时期，王国维等学者敏锐察觉到学术动向的转变，将治学方向由古史考论转入西北地理之学，兼及辽、金、元三史。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在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并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同时，他认为这个“混一”的中国，在乾隆时期之后已具备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中国史叙论》）。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居延汉简和黑水城多语种文献，即为一贯的“中国”与自在的“中华民族”提供了珍贵的同时代记录。如此，以简牍学和西夏学为代表的“冷门绝学”，无疑对于深化中华文明史研究、揭示历史上连续一贯的“中国”和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演进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初，简牍学以王国维与罗振玉所著的《流沙坠简》及《简牍检署考》为学科创立之始，西夏学则作为欧洲“东方学”的一个分支诞生。如今，国内外学者已发表大量简牍相关论著，涉及字编、索引、释读等基础研究和语言、文字、书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应用研究。与此同时，俄、中、英、日等国收藏的西夏文献也相继面世，中外学术团队合力推进西夏语文、社会、历史、宗教、法律、文物等方面研究，均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此一来，简牍学和西夏学在当代国际学术界俨然成为“显学”。

　　百余年间，西夏学和简牍学的学术发展，亦揭示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从汉代简牍内中原王朝对“北边”的空间建构，到黑水城多语种文献所呈现的多民族共生图景，居延地区成为“华夷互动”的生动见证。这片土地上自然萌发的、多民族共居共生的共同体形态，正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中的具体呈现，并持续融入一以贯之的“中国”框架之中。

　　（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副研究员、阿拉善居延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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