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中深情回忆道：“冯梦龙当过福建宁德的寿宁县知县。那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寿宁的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记得我在宁德工作时，早上出发，傍晚才能到寿宁。那个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时想起了戚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冯梦龙到寿宁以后，写了个《寿宁待志》，当时那儿还没有县志。所以，我对冯梦龙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常常引用他的东西。”

　　明崇祯七年（1634年），61岁的冯梦龙辞别繁华富庶的苏南故土，远赴当时偏远贫穷的寿宁（今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任知县。这位早已凭借《喻世明言》《东周列国志》等作品享誉文坛的“明代顶流作家”，科举之路却坎坷半生，年近花甲才走上从政之路。

　　在寿宁的短短任期，冯梦龙减徭役、清吏治、断讼案、革积弊、兴文教，为当地解决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成为百姓心目中当之无愧的“父母官”。冯梦龙何以实现从“文坛巨匠”到“治县能臣”的快速转身？答案就藏在他那句掷地有声的自白里——“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

　　从文学家到“父母官”的千里奔赴

　　冯梦龙，明嘉靖五十三年（1574年）出生于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市境内）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对他要求严格，希望他考取功名，光耀门楣。然而，冯梦龙虽才情横溢，科举之路却屡试不第，终其半生，始终未能如愿。

　　明崇祯三年（1630年），已经57岁的冯梦龙获得国子监岁贡生资格，就任丹徒（今江苏镇江）训导。崇祯七年（1634年），被选任为寿宁知县。寿宁县在当时是个典型的“地僻人难至”的地方，民谣曰：“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车岭、九岭，说的正是古代去往寿宁的途经之地。心怀政治抱负和治国理想的冯梦龙，慨然受命，直奔千里之外的寿宁。

　　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跋涉，冯梦龙终于到达了寿宁县。他原本怀着一腔文人理想，想施行轻刑简政的仁政。但现实很快给他上了一课：百姓面有菜色，乡间一派凋敝，想象中的仁政，竟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怎么办？冯梦龙没有丝毫犹豫，一头扎进了寿宁的繁琐事务。他跑遍全县，深入田间地头，看百姓怎么种地、怎么生活，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寿邑之贫”，什么叫“寿民之艰”。

　　摸清情况后，冯梦龙在亲撰的《寿宁待志》中痛陈“三患”。一患赋重，官府无休止的“加派”，使百姓不堪重负，许多民众被迫“一欠、二抗、三逃”；二患虎恶，山中猛虎时常出没，严重威胁百姓生命安全；三患学废，县学荒废，“学校虽设，读书者少”。

　　更令他痛心的是，这些沉疴是源于官府的长期不问与不管。为何不问？因为问则需责，责则需改，改则需力，力有不逮，便索性不问。为何不管？因为管则需钱、需人、需权，在这偏远穷县，上下皆疲于应付，民生疾苦遂年复一年。

　　面对困局，冯梦龙直探根本，提出了极其朴素、切中要害的“三无”治县纲领——“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意思是控守好险要之地，让土匪盗寇无隙可钻；把赋役减轻些，让老百姓能吃上饭；把官司裁决得明白公道，减少不必要的诉讼。寥寥数语，说的都是切中民生的举措。

　　怀抱“一念为民”的治理信念，冯梦龙将文人理想扎扎实实落到县治实务中。他尤擅理讼，通过深入基层、实地调查，解决了很多纠纷案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姜氏诬陷案”。青竹岭村人姜廷盛声称，他和弟弟去征粮时，被三望洋村的刘世童抢劫和砍伤，保人亦在旁作证。刘世童分辩说根本没动手，是姜廷盛自己砍伤弟弟讹诈他。冯梦龙未凭堂审轻断，而是直奔案发地三望洋，遍询父老儿童，终得真相。原来，姜、刘素有旧怨，姜又嫌弟平时只吃不做，因此借这次征粮，有意带弟弟到刘家闹事，希望趁乱打死弟弟，诬陷刘。不料刘世童始终按兵不动，姜廷盛情急之下，竟自掷刀伤弟额角，反嫁祸于刘。

　　冯梦龙查明案情，下令重杖姜廷盛。一桩疑案，不过数日便水落石出，乡民无不叹服。正如冯梦龙所说，“大事小事，俱用全力”“有事无事，俱抱苦心”。这十六字，正是他由文坛巨匠向基层能吏蜕变的最好注脚。

　　一份写在闽东山区的“为民办事清单”

　　冯梦龙主张，为官者必须“下车即稔知瘠土”。意思是，官员一到任便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与实况。为此，他走遍了寿宁各处，赴田间地头考察，踏勘土地物产，记录风土人情。在寿宁仅担任知县4年，他就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为民办事清单”。

　　续一方文脉，是冯梦龙对寿宁县的独特贡献。他到任寿宁后，发现当地“学校虽设，读书者少”，便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主持重修破败的县学。没有好教材，他就把自己写的《四书指月》发给学生。更难得的是，公务再忙，他每月农历初一、十五都必去县学讲课。在他的努力下，当地“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学风为之一振。

　　冯梦龙深知文化对塑造一人一地的重要作用，通过教育可激发民众内生动力，培育地方持续发展的根基。这种以文化人、以教兴县的政绩观，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在深入了解当地民俗后，有两件事让冯梦龙痛心疾首。一是“溺杀女婴”的残酷陋习，二是生病了不看郎中求神汉的愚昧。面对这些积弊，冯梦龙先是写了一篇情真意切、老百姓都能听懂的《禁溺女告示》。“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讲完道理，他还“捐俸以赏收养者”，自掏腰包设立奖励，鼓励大家收养女婴。通过一系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努力，这一陋习终于得到了有效遏制。

　　而对于迷信巫医这类陋习，冯梦龙将“禁令”和“实事”两手抓，一边出告示严禁，一边自己捐钱买药，免费给穷人治病。

　　狠刹积弊、求真务实，一桩桩、一件件，无不牵系着百姓最切身的生计与尊严。冯梦龙以民生为秤，以实干为尺，体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务实政绩观。

　　“功成不必在我”的长远之功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65岁的冯梦龙辞别寿宁的父老乡亲，踏上返乡之路。后人这样称道他4年的知县生涯——“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虽然仅在任4年，但冯梦龙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对寿宁县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他编撰的自传体方志笔记——《寿宁待志》。

　　《寿宁待志》修成于崇祯十年（1637年）春季，记载了寿宁县地理历史与风土人情，以及冯梦龙在寿宁的政事活动和对社会的思考。书以“待志”为名，冯梦龙自释其意：“一日有一日之闻见，吾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吾以待其人。”一个“待”字，道尽了他的胸襟与智慧——保持信心和耐心，等待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等待适当的人才加以利用。这种突破传统方志体例，强调未臻完备、待后人补正的修志理念，为寿宁的世代治理架起了一座桥梁。

　　“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虽无善政及民，而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即便在今天，《寿宁待志》中的很多理念，对我们理解为官责任和担当仍有所助益。

　　冯梦龙在寿宁4年的为官生涯，带给我们长久的启示。他用“一念为民之心”告诉我们，唯有把身子扑下去，把实事干出来，把事情做到百姓心坎上，才能交出那份无愧于心、无愧于民的答卷。冯梦龙这份跨越数百年的“待志”，也正等待每一位实干者的续写。

　　（作者简介：王云芳，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索南吉，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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