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江浙一带后，我才知道芋头是可以红烧入菜的。味道虽好，却总觉得少了家乡山水里的那股硬朗筋骨，这时，我便格外想念白沙街那碗带着烟火气的粗粝芋头圆。

　　白沙街地处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白沙镇，用老一辈的叫法，这条街叫白沙铺。白沙铺其实是条新旧交织的丁字街。街面虽窄，人气却旺，整日车来人往，各种声响与气味搅作一团，浓稠得化不开。

　　这是条我从小便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街。小时候住在乡下，五里外的白沙铺热闹得像个小县城。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去铺里就好比进城见世面，心里总是怯怯的。街上的店铺、摊贩，仿佛都认得我，又仿佛不认得——说认得，是因为这些面孔长年累月地在那儿，早就相互看得熟了；说不认得，是他们到底也不知道你是哪家的孩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说来也怪，这份胆怯竟延续至今。如今我已算是上了年纪的人，可每次回家，依旧要母亲陪着，去新街斜坡上、老电影院对面的那家铺子，吃一碗芋头圆。有她在身旁，我便觉得安稳，那些说不清的不安与怯懦，仿佛都能被她一一挡在身后。

　　铺子门脸窄，内里狭长，旧招牌上只简简单单写着“芋头圆、杂烩”。店主是一对老夫妻。食客络绎不绝，价格也实惠，现包的芋头圆3块钱一个。寻常食量的人，吃上两三个便足以饱腹。

　　店里的阿婆熟练地用笊篱捞起芋头圆，盛在碗里，再淋上一勺清汤。我迫不及待地咬开一角，馅料滚烫，混着肉汁、粉丝和猪油的丰腴，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扎实的咸香。这滋味，绝不辜负我的日夜想念、千里迢迢奔赴而来。

　　我吃得快，三两口便解决一个，母亲则在一旁细细品尝。两张靠墙的低矮桌凳，一坐下，就像立住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我陪着她，看街面上人来人往，听耳边断断续续的白沙乡音。店主夫妻也不来催，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享受那一角。平日里难得下馆子、舍不得花钱的母亲，这会儿却慷慨地抢着付钱。我也不争，由着她尽这份母亲独有的、疼爱孩子的心意。

　　说来也怪，几口滚烫的圆子下肚，那盘踞心头多年的拘谨，竟在这满耳的乡音与熟悉的味道里，不知不觉地松动了。

　　在白沙，家家户户都种芋头，而芋头圆，算是最隆重的吃法。从前只有逢年过节才费心做上一回，如今随时能在街头解馋，方便是方便了，但母亲费心做芋头圆的情景，于我而言，却成了难得的回忆。

　　儿时，每到红薯秋收的10月，我常在清晨的睡梦中闻到红薯香。不用问也知道，早餐又是蒸红薯。那时，母亲每天蒸上半锅红薯配上几颗芋头。我们专挑软糯的红心薯，配着口感绵密的芋头，就着一碗萝卜，便是一顿早餐。

　　日常蒸芋头吃，不过是浅尝辄止。芋头真正派上大用场，是被母亲做成芋头圆。

　　地道的芋头圆，讲究用新挖的芋头，配正宗的红薯粉——芋头是自家种的，红薯粉是母亲自己打的，都是实实在在从土里刨出来的吃食。用我们白沙话讲：“屋里别的没得，这些土里长的还是有的。”这话里，满是种地人从心底溢出来的踏实与底气。

　　做芋头圆的第一步，是将芋头洗净、蒸熟，然后去皮、捏成泥状，再混入红薯粉揉成面团。馅料是另一番天地。要把五花肉丁、蒸好的蛋皮、浸软的细粉丝一并剁碎，再用猪油炒出诱人的咸香。

　　包制则更见功夫。取一小块面团，放在掌心搓圆，再用手指轻轻旋捏，制出个匀称的“小碗”来。舀一勺馅料填入，借着掌心的弧度，缓缓收拢，一个椭圆的团子就做好了。

　　做这圆子，难就难在皮上。许是红薯粉和芋头的比例总是拿捏不准，母亲包的圆子，不如铺子里的皮薄、圆润，但也是馅足、油厚的好餐食。

　　包好的圆子需立刻下锅。水一开，胖乎乎的圆子便在锅里翻滚起来。盛上一碗，汤宽油足，再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香喷喷的热气直往人脸上扑。吃完后，一家人最爱比着个数。“你吃几个？”年幼的弟弟嚷着：“我两个！”父亲往后一靠，额头上冒着热气，声音响得要冲破屋顶：“你们瞧瞧，我几能吃？一口气5个！”

　　小烤火房里，一家五口挤坐着，屋里被烘得暖融融的。窗外是漆黑的冬夜，大槐树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吃得浑身发热了，便起身开窗透气。一阵风迎面扑来，吹得人好一阵畅快。而这样圆满的夜晚，一年里，能有几回？

　　而今，芋头圆成了家乡的特色。借着物流的便捷，这道美食得以传至全国各地。今年冬天，母亲特意给我寄了一箱芋头圆。头一回在距离家乡800公里的江南，吃到了正宗的白沙芋头圆。

　　我舍不得一下子吃完，隔几天才煮一个。于我而言，这是我家乡之味的顶流：一颗芋头圆，包进了所有的念想。江南的芋头，可以热烈地红烧入菜，成为席间一味；而我的白沙芋头圆，却能独自撑起一餐，稳稳地镇住一个异乡游子的胃与心。

　　母亲寄来的芋头圆，依旧是皮厚、个大、料足。可就算她包出来的圆子再厚再笨，那也是我的白沙铺，我的根。

• 前一则:钢火烧龙闹元宵
• 后一则:腊味飘香年味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