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日各界人士齐聚日本滋贺县大津市三井寺，举办日本遣唐高僧圆珍入唐求法纪念研讨会。作为“入唐八大家”之一，圆珍是留学唐朝的日本僧人空海的侄子。853年，圆珍入唐，先后在福州开元寺、天台山国清寺、长安青龙寺等地修学。858年，圆珍携带大量经卷、道具等回到日本，被尊为三井寺第一代住持，并成为天台宗寺门派创始人。

　　研讨会上，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表示，在中日两千多年的历史交往中，佛教文化交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深刻塑造了日本的文化内核与社会结构。陕西青龙寺住持宽旭法师赞叹道：“圆珍的一往一归，跨越了地域的藩篱，消弭了文化的隔阂，成为中日友好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传颂千年而常新。”重温圆珍入唐求法事迹，既是中日千年佛教文化交流的延续，更是文明对话精神在当代的回响。

　　盛唐气象：佛教中国化与国际化的沃土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八月，日本高僧圆珍搭乘商船抵达福州连江县。这位时年39岁的求法僧，开启了一段历时六载、足迹遍及大唐东南名刹与两京圣地的文化之旅。他携归的441部经疏、两份唐代纸质“过所”（通行证），以及唐代煎茶法的引入等，不仅重塑了日本佛教的宗派格局，更深远地影响了日本的文化基因和审美内核。

　　圆珍踏上大唐土地之时，正值中国佛教创新转化的关键时期。自魏晋南北朝起，源自古印度的佛教，经历数百年与中国本土思想、制度、习俗的深度碰撞与交融，至隋唐时期结出丰硕成果，形成天台、华严、禅、净土、唯识、律、三论、密宗等八大宗派并峙的繁荣局面。这标志着佛教已彻底突破其外来宗教的形态，实现了深度的“中国化”，成为一种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质的宗教哲学体系和修行方式。

　　唐王朝拥有开放包容的胸襟和强盛的综合国力，长安、洛阳、五台山、天台山等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佛教文化中心，如磁石般吸引着来自印度、新罗、日本等地的求法僧与学问僧。正如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汤用彤所论，当时中国已取代印度，成为东亚佛学无可争议的“传法之中心”，形成以汉传佛教为主体的文化圈层辐射力。东亚佛教以中国为圭臬，高丽、日本的僧人纷纷来华求法。

　　承此大势，被称为“入唐八大家”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和宗叡等接续来华，将隋唐佛教鼎盛期的精华源源不断地输入东瀛，深刻塑造了日本的文化基因与社会结构。圆珍的入唐，正是这一宏大历史潮流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圆珍的求法行迹绝非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是盛唐佛教文化繁荣与国际辐射的生动缩影，是中日文化交流从官方主导向民间深植的范式转型见证，更是中华文明在东亚文明圈中强大感召力与持久生命力的经典诠释。

　　圆珍求法：文明传递的深度实践

　　从853年入唐至858年返回日本，圆珍在唐朝的求法轨迹，深刻反映了他对唐代佛教格局的把握与自身宗派发展的考量。

　　圆珍求法首站福州开元寺，是“会昌法难”后福州地区硕果仅存的义学重镇，也是当时重要的国际佛学交流窗口。在那里，圆珍师从天竺高僧般若怛罗，深入学习梵文《悉昙章》，并得授密法精髓。尤为珍贵的是，般若怛罗将随身携带的3件法物赠予圆珍。这些法物被圆珍视为至宝，后供奉于日本。在显学方面，开元寺讲律大德存式法师学识渊博，圆珍从其研习，学习内容几乎涵盖当时的主要宗派。寺僧智海、义雄等亦慷慨赠予圆珍天台宗、律宗要典。在福州期间，圆珍还抄录、求得经论疏记总计156卷，为其奠定了坚实的显教理论基础。

　　离开福州后，圆珍前往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求法的祖庭——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尽管此时天台山经“会昌法难”重创，“山中应无讲席”，讲学活动尚未恢复，但祖庭的象征意义与感召力仍非常强大。圆珍在此驻留时间最长，前后总计约3年。他虔诚巡礼中国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遗迹，潜心抄写、校勘天台教典，并继承先师最澄遗志，在国清寺止观院内修建“日本国大德僧院”，为后世日本僧人来华求法提供长期的驻锡之所。这既是日本天台宗对祖庭的深情回馈，更是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凝聚力的体现。

　　圆珍求法的第三大目标是到长安求取密法。大中九年（855年）六月，他抵达长安，首要之事便是拜谒青龙寺法全法师。法全是空海之师惠果的再传弟子，是当时长安密教的顶尖人物。圆珍在青龙寺先后入“胎藏灌顶坛”“金刚界大曼荼罗”，并蒙受最高阶的“传法灌顶位”，得授“两部大法”及三昧耶戒，得法全法师亲授记“传一切如来最上乘教者”。这意味着圆珍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密法传承资格，为其归国弘法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参礼了“开元三大士”的圣迹，在大兴善寺礼拜不空舍利塔，谒见智慧轮大师，广泛巡礼长安、洛阳的诸多名刹。

　　圆珍的求法，是显密圆融、解行并重的深度实践，其带回日本的经卷、法器、密法以及在天台山的建设，几乎构成一个完整的佛教文化传递体系。

　　范式转型：从官方使节到民间情谊

　　圆珍的入唐之旅，清晰地勾勒出9世纪中叶中日文化交流模式的历史性转变，他本人正是这一转型的典型代表和关键推动者。

　　“入唐八大家”中，最澄、空海、圆仁等大多随官方遣唐使船队入唐，圆珍以及稍早的惠运、稍后的宗叡，都是搭乘民间商船往返，其深层原因是东亚海上贸易网络的成熟与民间力量的崛起。唐代中后期，中国商人逐渐取代新罗商人成为中日贸易的主力。这些海商不仅运输货物，更成为人员往来、信息传递、文化交流的桥梁。

　　圆珍入唐所乘是唐商钦良晖的船只，归国乘李延孝的船只。唐商李达、詹景全等多次在圆珍与智慧轮等中国僧人之间传递经像、信札，甚至诗文唱和。詹景全、刘仕献、李延孝等商人还慷慨解囊，资助圆珍在天台山国清寺建造僧院。这种依托民间商业网络的文化交流，具有灵活性和持续性，为遣唐使制度中止后中日关系的维系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坚韧的纽带。

　　圆珍在唐期间，得到了从地方官吏到普通僧俗的广泛支持，形成了一个跨越阶层的友好网络。这种超越政治与宗教、基于人性关怀的民间情谊，成为中日友好最质朴也最坚实的基石。圆珍入唐求法相关文献《唐人送别诗并尺牍》中，清观法师寄赠的“叡山新月冷，台峤古风清”诗句，正是这种深情厚谊的写照。

　　在空海、圆珍之前，福建地区尤其是福州，并非日僧传统访学地。但他们驻锡之后，福州开元寺声名远播。五代及宋，来闽日僧络绎不绝，他们不仅研习佛经，更将开元寺刻印的《毗卢藏》、东禅寺的《崇宁藏》携回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藏经刊刻的版式与规范。明清之际，福建僧人隐元隆琦东渡，创立日本黄檗宗，更是将闽地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枢纽地位推向新的高峰。

　　文明互鉴：圆珍遗产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回响

　　圆珍文化遗产的影响早已超出佛教范围，渗入日本文化的肌理，并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展现出新的价值维度。

　　在宗教层面，佛教重塑日本文化基因。圆珍归国后，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他融合在唐所学显密精要，特别是青龙寺所得密法，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天台宗的密教化。他还开创了天台宗寺门派，深刻影响日本佛教的发展轨迹。

　　在文化层面，他所引入的唐代煎茶法，经过日本本土的消化与升华，其精神内核深刻塑造了后世日本茶道“和、敬、清、寂”的美学理念与修行意境，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其意义远超饮食习俗，而是一种生活哲学与审美方式的传递。

　　2023年5月，圆珍入唐求法相关的56件文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这段历史所承载的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价值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这些文献中，尤以“越州都督府过所”（赴长安通行证）和“尚书省司门过所”（返天台山通行证）最为珍贵。这两份纸质唐代通行证，历经1100余年战乱动荡而完好保存于三井寺。它们不仅是唐代行政制度、交通管理、文书制度的稀世实物见证，更是中日两国人员往来、文化互通的历史物证。

　　圆珍的精神遗产，持续为当代中日文化交流注入活力。文献中的《唐人送别诗并尺牍》是唐人寄给圆珍的送别诗和书信，讲述了圆珍入唐求法时中方各界人士对其关照、与之交往的事件。据载，圆珍在前往长安途中，经过苏州时曾染病卧床，在苏州人士徐直家中得到悉心照料，圆珍回到日本之后也与徐直保持书信往来。这段故事被视作中日交流史中十分温馨、感人的一幕，被两国各界在不同场合提及。

　　圆珍的求法之路，映射着文明交流的坚韧力量。他以使者身份，将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引入日本，见证了中国作为东亚佛教中心的崛起。千年后的今天，圆珍的故事仍在中日传诵。它启示世人，真正的交流互鉴，植根于制度的开放包容，更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善意与互助。真正的文化影响力，不在于单向输出，而在于双向滋养；交往的方式， 不仅在于官方使节的郑重往来，更在于民间来往的真情互动。

　　当浙江天台山的苍翠山峦与滋贺县琵琶湖的潋滟波光再次交相辉映，当三井寺珍藏的唐代“过所”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圆珍的文化遗产超越历史的尘埃，化作一盏照亮未来的航灯。它无声地诉说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美好愿景，更昭示着文明相处之道的真谛——在差异中寻求共鸣，在交流中实现互鉴，在互信中缔造和平。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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