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胜魔: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秀才牧师
来源:中国民族报 项秉光 发布日期:2022-08-17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中国北方各省先后出现旱灾,各地农作物绝收,田园荒芜。灾荒之后,又有瘟疫盛行。这场史称“丁戊奇荒”的灾难历时数年,“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1877年,英国传教士李修善奉派到重灾区山西平阳府赈灾,他先住在临汾城内的铁佛寺里,后来在三府街何二胡同买了院子当作教堂。在这里,他遇到了当地一位名叫席子直的秀才。

  席子直1835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府临汾县西庄村,他的家族在当地算比较富裕,祖辈父辈都是读书人,擅长医道,颇得远近乡民的尊敬。席子直在16岁时考中秀才,在乡里为老百姓主持事务、包揽诉讼,因此颇有些名声。然而,在他进入而立之年时,人生遭遇转折,身体健康与经济状况都受到巨大打击,进入了艰难时期。也就在这时,他碰到一个赚钱的机会。

  1879年,正逢乡试之年,平阳府贡院挤满了来自晋南各地的秀才考生,在平阳传教救灾的李修善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分发地图和传教单张,并且举办了一场征文比赛,设置了高额奖金。经济拮据、贫病交困的席子直挥笔写就4篇文章,并用4个不同的名字提交。结果揭晓后,前3名都是他的文章。为了领奖金,席子直必须亲自上门,于是他不得不拜会李修善。两人在会面之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李修善聘请席子直为他的中文老师,教授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自己则教他读《圣经》。在两人长期的相处中,席子直渐渐接受了基督教。

  明末之际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经被科举制度所震惊,这个制度保证了文化知识水平高的人在社会上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秀才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功名,是地方士绅阶层的主要成员。秀才成为一般平民与官府沟通的中间渠道,遇到官司诉讼等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的时候,经常需要秀才出面,而且一般平民家中遇有婚丧等事,也需要请秀才帮忙写对联、记账等。

  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时,遇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士绅阶层,他们传承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为了保护这种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伦理与秩序,士绅们对基督教保持着极为敏感的戒心。在鸦片战争之后,更发展成为与基督教的尖锐对立。

  1862年,就在席子直的家乡平阳府曾发生一起特别的教案,冲突的双方就是教会与士绅。

  明末灵丘王的岳父段衮随徐光启入天主教后,邀请耶稣会士艾儒略到绛州传教,灵丘王也随之皈依天主教,并将王府的部分建筑献作天主教堂。雍正二年(1724年)禁教之后,天主教堂被官府没收,扩建修整后改造成东雍书院。鸦片战争后,清廷废除禁教令返还教产,法国传教士与法国公使不顾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不愿接受另觅地方建堂的提议,坚持索要原地房产。总理衙门特意照会法国公使,申明书院在中国的重要性,书院中供奉着孔圣和历代先贤,驱逐书院恢复教堂,对中国社会显然是种巨大的侮辱。但是,法国人依旧不接受换地另建的要求,强行迫使山西方面将书院交给教会,激起山西士绅的切齿痛恨。

  这件教案在整个近代史上都极具代表性,当事双方一边是教会,一边则是儒家。虽然发生冲突的是天主教,但是中国士绅并未将天主教和基督教进行严格区分,此案是基督宗教与儒家冲突的缩影。在传教特权庇护下的西方传教士,执意要将书院换作教堂,采用的是一种压迫性的传教策略,毫不避讳地制造冲突,并试图借机颠覆原有秩序、打压原有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在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难以在儒家士大夫中找到支持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于一种敌对之中,游离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

  然而,基督教必须思考如何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而这就需要对中国本土文化有相当知识储备的人,有足够的能力消化两种文化的张力,在冲突中找到一条出路。席子直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既是秀才又是牧师,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在皈依基督教后,他先后开设“天招局”、创作中国化的赞美诗、建立自立教会,开始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席子直后改名为席胜魔。席胜魔在山西洪洞县范村的一名信徒家中成立“天招局”,专门帮人戒断鸦片烟瘾。清朝政府一直严厉禁烟,1839年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禁烟法,该条例规定,吸毒之人必须戒毒,否者判以死缓,其他参与鸦片贩卖之人,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就地正法。但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禁毒条例无法执行,鸦片贸易也难以限制,清朝政府不得不放开国内的鸦片种植,以对抗海外的鸦片倾销,保护国家经济。鸦片开放后,吸食鸦片的人数随之增加,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帮助吸食者戒毒,林则徐曾经发明两种药丸:忌酸丸和补正丸。席胜魔的“天招局”也研制了一些戒断鸦片烟瘾的药丸,戒毒成效显著。“天招局”一直发展到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省,开设45个分局,直到席胜魔去世之后都在运行,据统计到1907年,共有3万多人由此戒毒。

  席胜魔教信徒学唱基督教的赞美诗,而这些赞美诗出于他自己之手。席胜魔没有接受过西式教育,他的知识储备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定很大原因是因自身独特的宗教体验所决定的,因此他所表达的基督教,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本土文化特征,这个特征就体现在他的赞美诗创作中。

  因为西方宗教歌曲既不适合中国信徒接受和演唱,更不方便用中国乐器演奏,正是席胜魔开启了中国本土赞美诗的创作进程,他是中国基督徒创作赞美诗的第一人。1883年,席胜魔创作了第一首赞美诗《我们这次聚会有个缘故》,歌词为白话文,曲调用的是中国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调式,因此具有明显的中华文化色彩。除了自己创作之外,他还用原来民间流传的曲调进行填词,如《奉主差遣》就是利用民歌《孟姜女》的曲调重新填词而成,《浪子回头》则参考了《苏武牧羊》的曲调。1896年,席胜魔的赞美诗被收集为《席胜魔诗集》印行。1912年,基督教中华内地会将席胜魔创作的76首诗歌结集出版,题为《席胜魔诗歌》,其中有许多至今仍为中国基督教徒所传唱。

  1881年,席胜魔创立了福音堂,这个中国人自创的教会管理自立、经济自养、宗教自传,是中国较早的少数本土自立教会之一。席胜魔独特的社会身份和学识,无疑为中国基督教注入了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他的经历和学识紧密相关,体现出极为明显的本土特征。他的“天招局”,他的中国化赞美诗,他的福音堂,都是在中国特殊处境中表达出来的基督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最初表现。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8月16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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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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