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桢: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先锋
来源:中国民族报 项秉光 发布日期:2022-11-29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1913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特意来上海主持这场会议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主席、美国传教士穆德却放下繁忙会务,赶到一位中国牧师的寓所,警告他不要独立门户、脱离差会。这位被警告的中国牧师,就是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创立者俞国桢。这是一位生活在各种夹缝中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他一生的遭遇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中国基督教艰难的生存状况,而他为教会自立奋斗不屈的精神则彰显了中国基督教的希望和前景。

  1852年,俞国桢出生于浙江宁波,幼年时就读于乡中私塾,1866年进入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学堂求学,1874年又升入长老会所办的育英书院,这是杭州最早的新式学堂,是之江大学的前身。从育英书院毕业后,他先在浙江湖州的长老会教会工作,后来成为长老会的牧师。189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回国休假,他所负责的上海虹口长老会堂聘请俞国桢接任。

  俞国桢一生中做了三件大事:组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向清廷献经、争夺闸北路教堂,三件事都紧紧围绕着中国基督教的自立展开。

  1905年,俞国桢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将办公室设在上海海宁路教堂。自立会的宗旨是“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试图实现中国教会真正的自立、自养、自传,这种想要摆脱西方控制的努力,让俞国桢陷入与西方差会的冲突旋涡之中。

  1909年,基督教界有人提议向清廷进献《圣经》,以改善基督教与清廷的关系。俞国桢献经的禀请书招致一些基督教界人士的反对,是因为他修改了基督教界原本的献经意图。基督教界原是想通过献经向皇室传教,而俞国桢则将此宗旨修改为呼吁教会自立、收回教权。他在禀请书中特别强调《圣经》是由中国基督教信徒进献,以凸显中国基督教徒的爱国意识,拉开与西方传教士的距离,表示“忠君爱民、不甘外弃”之意。俞国桢还指出,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能够“调和民教”,解决教案问题。然而,此时的清廷已经日薄西山,除对献经表示嘉许之外,不能有任何作为。但是基督教内却由此陷入争议之中,俞国桢更是成了争议的焦点。

  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基本上还是由西方传教士所控制,比如浙江省基督教联会中,就有不少西方传教士。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差会有意识调整了传教策略,更侧重培养中国籍的人才和领袖,但是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放弃对中国教会的控制。一些中国教会的领袖则试图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接管教权。后来出任中华基督教会理事的刘廷芳提出一个“中西信徒共管”的策略,被传教士所接受,成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指导方针。俞国桢所在的美国长老会是中华基督教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但是它依旧由西方传教士控制,“支配经济、更动人员,更非华人所能过问”。上世纪20年代“非基运动”之后,在反基督教声浪的压力下,长老会试图作出调整,允许中国代表参与各级会议,讨论教会事工,但这一提议被大部分传教士抵制,最后在美国总差会来华代表的施压下才得以通过。仅仅参与会议讨论事务的权利,中国信徒都难以凭自己的力量争取,更何谈教会的自主自立。

  当1913年穆德找到俞国桢时,就表示虽然中国教会实行自立,但“必须注意之第一事,即当与各国教会往史联络,成其系统之一分体,不可与之断绝关系……”俞国桢不为所动,他指责本色教会的领导是“西教士同几个受外国俸给的留学生”,它的“经费是来自外国”,因此它的“精神上自然要受西人的牵掣与暗示”,不过是“几个中国人撑撑场面,外国人仍隐在背后”。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西方差会应付时局的举措而已。而他自己所认为的自立,是基于国人爱国热忱、保全民族独立自尊、挽回宗教主权、“绝不受西教会管辖”的教会。双方的分歧日渐尖锐,一场激烈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长老会等西方差会显然不愿意放弃对中国教会的控制。被中国人自立运动所刺激的长老会,先鼓动闸北堂的长老陈芷谷等人暗中运作,试图将教堂交给长老会苏州区会,但是为俞国桢和主张自立的信徒所阻止。长老会随后派出三位有名望的中西牧师找俞国桢谈话施压,最后不欢而散。长老会随后在机关刊物上声明开除俞国桢牧师职务,并将闸北堂呈请淞沪护军使公署备案,不过该公署很快就被裁撤,备案没有下文。于是,1924年,又由陈芷谷等人出面,将俞国桢告上法庭。

  此时,自立会受到中国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上海市宝山县特意发布文告,确认俞国桢和自立会对教堂的所有权,地方法庭也驳回陈芷谷等人的诉求,社会各界则登报声援俞国桢。公开手段失败后,长老会只得再次请人出面调停。此次所请的人不再是神职人员,而是在上海实业界有影响力的基督教徒。

  参与调停的共有8人,他们大都与俞国桢有多年的交情,一直是俞国桢教会自立事业的支持者和捐助者,但是他们都与西方势力关系紧密。这些人虽然一直都支持俞国桢,但是难以脱离与西方差会的联系,对西方势力有依附性,一旦自立运动触及西方差会的利益,这些软弱的资产阶级就很难坚定站在中国人民这边。1924年,就在双方冲突最紧张的时刻,俞国桢被迫退休,由长老会接管闸北堂,一场势头正盛的自立运动被西方差会就此压制下去。

  闸北堂风波是西方差会对中国基督教内部自立运动的打压,意味着中国基督教试图通过温和交接而获得自立的愿望自此破灭。

  自立会退出闸北堂后,也失去了基督教工商界的支持,整个运动声势渐衰。但这也让自立会更加独立,他们以决然的态度表示“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认为西方差会是西方侵略的隐形工具,直接喊出“收回教权”的口号。自立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上海江湾翔殷路建造了永志堂,意为“志在自立,永矢勿谖”,该堂后被日军炸毁。1946年秋,自立会在宝通路重建永志堂。1954年,自立会总会动员各地分会加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基督教自立的愿望难以真正实现,俞国桢直率地指出西方差会的侵略性质。他坚持爱国自主的立场,不惜公开与西方差会决裂,号召反对侵略、收回主权,喊出了中国基督教自立的先声。俞国桢于1932年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后,自立会运动由此转衰。但是他抱持一生的中国基督教自立愿望,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终于成为了现实。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11月29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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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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