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南，因位于我国古代四渎之一“济水”之南而得名。其地处鲁中腹地，南依五岳之一泰山，近临孔子故里曲阜，浩荡黄河穿城而过，千百泉水喷涌而出，素有“泉城”之美誉。在齐鲁文化、泰山文化、儒家文化、黄河文化的浸润和涵养下，各大宗教也在济南汇聚交融，形成了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宗教文化景观与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多元宗教文化的和合共生

　　自东晋时期佛教传入、北魏时道教传入，再到元初伊斯兰教传入、清初天主教传入、清同治年间基督教传入，各大宗教在济南已历史久远。散布留存在济南各处的诸多寺观教堂、佛塔、碑刻、摩崖造像等宗教建筑和古迹遗存，共同记录和见证着济南诸教相继发展、和谐并存的厚重历史。

　　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年），佛教高僧竺僧朗移居泰山、传播佛法，并在泰山北麓金舆谷（今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创建郎公寺，这通常被视为山东佛教史的开端。隋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杨坚因“通征屡感”，故将郎公寺改名为神通寺。竺僧朗及郎公寺在当时影响极大，前秦、东晋、北魏、后燕等六朝君主争相礼请竺僧朗为一时佳话。在其影响下，泰山北麓先后建立灵岩寺、神宝寺和华岩寺等，济南一度成为山东佛教文化的中心。

　　如今，神通寺几经兴废，已成遗址。现保留的古迹主要有四门塔、龙虎塔、千佛崖石窟造像、墓塔林等。其中，修建于隋大业七年（611年）的四门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单层庭阁式佛塔。

　　位于泰山西北麓方山之阳的灵岩寺，则是济南佛教发展至鼎盛时期的标志。灵岩寺最初由晋宋之际的法定祖师开创，兴于北魏，盛于唐宋。最盛时，寺院有僧侣500多人，殿宇50余座。相传，唐代李吉甫在《十道图》中将灵岩寺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当阳玉泉寺列为“天下四绝”。今灵岩寺遗存丰富，尤以宋代彩塑罗汉像、辟支塔、墓塔林和历代碑刻最负盛名。被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的40尊彩塑罗汉像，就置于灵岩寺千佛殿内。

灵岩寺千佛殿。

灵岩寺内的彩塑罗汉像。

　　道教在济南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金元以来，全真派在济南迅速发展，兴建了华阳宫、长春观、北极阁、洞真观等一大批道观。济南道教还深受泰山道教文化影响，历史上建造了很多以东岳庙、泰山行宫、天齐庙命名，主奉泰山神的宫观。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的天齐庙就是其一。该庙高居山崖之上，有108级青石阶梯自山下直通庙门。庙内主供东岳大帝。东西配殿供奉泰山奶奶、眼光娘娘、送子娘娘、文昌帝君等神祇。庙宇历经动荡，数次重修，至今仍香火绵延。

华阳宫。

　　伊斯兰教在元朝时传入济南。济南趵突泉公园西侧有一条南北向的永长街，沿街而行，南有清真南大寺，北有清真北大寺，中间有清真女寺，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其中，始建于元朝元贞元年（1295年）的清真南大寺是济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清真寺。大殿内的12个巨大木隔扇和4扇大圆窗，均为透棂雕刻。而寺内所藏《古兰经》章节书法作品，属珍贵的艺术品。离南大寺不远处的清真北大寺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大殿风格为中国宫殿式古典建筑形式，较为独特的是殿中心的望月楼由殿内登梯而上，在清真寺建筑中十分少见。

　　明清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在“以儒诠经”方面达到高潮，以常志美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重要流派山东学派是一个标志，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一步。济南清真南大寺内的《来复铭》碑是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交融的重要物证。铭文共155字，通篇谈儒，字面上未涉伊斯兰教一言，实际上是以宋明儒学阐释伊斯兰教教义，从而开创了明末清初伊儒文化交融的局面，用开放包容的实践推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

清真南大寺。

　　清顺治七年（1650年），西班牙籍神父嘉伯乐到济南传教。翌年8月，创办济南第一所天主教堂——将军庙街天主教堂。1901年，荷兰籍主教申永福主持修建洪家楼天主教堂。该教堂为双塔哥特式建筑，是济南市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在中国近代宗教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将军庙天主教堂。

　　19世纪60年代，基督新教传入济南。1913年，刘寿山等人将在青岛创办的自立教会迁至济南。1924年，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礼拜堂（今经四路基督教堂）开始修建，这是山东基督教独立自主办教会的重要标志。该教堂是一座完全由中国人投资、设计、建造的基督教建筑。教堂融合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元素，形成“中西合璧”特色，是近代教堂建筑中国化的有益探索。

经四路基督教堂。

　　进入新时代，济南各宗教在加强互动交流、构建和谐宗教关系方面着力更甚。不同宗教间的交流互动，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尊重，是探索新时代多元宗教和合共生之道的济南实践。

三教合一的互动交融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济南作为山东的首府，是儒、道、佛文化互相渗透融合的典型地区，儒、释、道祠庙共处一山、三教神祇共享一庙的现象比比皆是，佛教、道教与儒学的交融互动更是时时体现。

　　位于济南市历城区的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古称“历山”。隋开皇年间，佛教盛行，僧众随历山山势雕凿佛像多尊，又建千佛寺，历山始称千佛山。千佛山上有颇多儒、释、道相关建筑，荟萃了佛、道、儒等多种文化。山上的兴国禅寺、观音院、万佛洞、千佛山摩崖造像是佛教文化的体现，吕祖洞、三清观则是道教文化的表征，此外还有历山院、舜祠、春秋齐国名士黔娄隐居著书的黔娄洞等。儒、释、道等多种文化在千佛山和谐共存，使其成为一座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名山。

　　济南平阴的翠屏山，则有儒释道三教神祇共享一庙的生动例子。翠屏山脚下，建有“三圣神祠”，今神祠建筑保存完好，祠内已无物。翠屏山半腰处的宝峰寺为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庙。宝峰寺始建于唐朝天宝十一年（752年），初名“保宁院”。金大定三年（1163年）重修，完颜雍敕赐名曰“宝峰寺”，沿用至今。清雍正年间改建为儒、释、道三教合一格局。1999年，在原基础上先后重修了天王殿、大雄宝殿及东西配殿等。入山门，为四合院，正中是如来殿，供奉释迦牟尼佛；东配殿为成贤阁和地藏殿，分别供奉孔子和地藏菩萨；西配殿为东岳阁和观音殿，供奉东岳大帝和观音菩萨。

翠屏山多佛塔。

　　此外，佛教史书《高僧传》所记竺僧朗与道士张忠交游之事，反映了济南地区佛道互动交融的现象。竺僧朗进入泰山传道后，与隐士张忠结为好友，常在一起谈经论道。二者一佛一道，生活修行方式有极大差异，“张忠生活艰辛，穴居野食，僧朗则大起殿舍”。但他们同在泰山周边传法传道，交往密切，共同推动了济南地区佛、道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充分体现了济南早期佛道和谐共生的特点。

　　济南城外华山的华阳宫历史上曾是著名道观，明清以来，陆续修建了棉花殿、龙王庙、三元宫、关帝庙、泰山行宫及净土庵等宗教建筑，集道、佛、儒及民间信仰于一身，殿宇众多，神像各异，有“济南巨观”之称，为济南三教合一、多元宗教互动交融的生动体现。

济南宗教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

　　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作为中华文明重要一支齐鲁文化的重镇，济南也彰显出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文化气质，为中外宗教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崇明寺山门处的文昌阁。

　　谈及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经由海路赴印度求法的义净法师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历史人物。义净法师不仅是与法显、玄奘齐名的“三大西行求法僧”之一，也是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齐名的“四大译经家”之一，还是一位精通佛教戒律、力图改革律制的律学大师。今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的义净寺，是义净法师的祖庭，也是其驻锡过的寺院。

　　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义净泛海南行，开始了20多年的西行求法生涯。抵达印度后，他四处参访印度及东南亚诸国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十余年。之后，义净携带400余部梵本经律论归抵洛阳。回国后的义净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佛经翻译上，其所译经典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经典的中国化。其中，他翻译的《佛说疗痔病经》等经典，在当时推动了中外医药学的交流；他编写的《梵语千字文》首传印度拼音之法，并皆附有汉字音义，是学习梵文的实用资料；他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对唐初数十名中国僧人海外求法的事迹、印度佛教及僧人生活修行状况、印度社会风俗及中印交通情况等进行了描述，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真实记载和生动写照。

　　同一时期，济南还有道希、师鞭两位高僧不远万里赴印度求法，为推动佛教的发展和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卓越贡献。道希在印度王舍城附近的大觉寺造唐碑一座，并将携带的唐代新旧经论400余卷留在印度那烂陀寺。师鞭随唐玄照法师去往印度取经后，到达庵摩罗跋城。国王十分敬仰师鞭的道行和学识，让其居住在王寺内研习佛经。在王寺内，师鞭与道希异国逢同乡，“申乡国之好”。

　　外国僧人或使者来中国求法、参访朝贡，亦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部分。唐文宗开成年间，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一行入唐求法。圆仁前后两次在山东境内活动达4年之久，两次经过济南地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录了他的相关见闻。明天启四年（1624年），朝鲜王朝遣使入明，此行的书状官洪翼汉所著《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不仅记录了使团歇宿济南府城南正觉寺、次日与僧同游千佛山等场景，还对当时济南府的地理、建筑和文化有所记述。异邦使臣的笔触，为我们探究济南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多样视角，更是中国对外友好交流的见证。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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