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画像。资料图片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冬，叶尔羌城外雪窖冰天，黑水营里的清朝将士已被围困数月，几至粮草断绝、弹药将尽。与营外的肃杀不同，大营中，随军艺人在给围坐的士兵说书，说书的故事内容是岳飞保家卫国的事迹。先祖为女真人的满族清军怎么会爱听岳飞的故事呢？其实，不仅清军崇拜岳飞，就连清朝皇帝也将岳飞放在极高的位置。

　　纵观岳飞评价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对岳飞的推崇，这既是对其忠义精神的认同，也包含着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现实考量。政府褒扬，加之史家评价、文学宣传、民间尊崇，岳飞由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偶像，进而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从平反昭雪到立庙祭祀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2年），名将岳飞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于大理寺狱中。岳飞去世20年后（1162年），继位的宋孝宗宣布为岳飞平反，平反的诏书是官方首次对岳飞的正面定调：“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诏书不仅肯定了岳飞的军事才能，还表彰其爱民作风，并借太上皇赵构之口表达对这位忠臣的怀念。

　　又8年后（1170年），宋孝宗应鄂州士民之请，为岳飞立忠烈庙。宋淳熙五年（1178年），为岳飞定谥“武穆”。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追封岳飞为“鄂王”。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改岳飞谥号为“忠武”；景定二年（1261年），又增谥为“忠文王”。

　　元朝建立后，岳飞的政治地位比在宋朝又有提高。至正九年（1349年），元顺帝下诏在岳飞原有谥号“武穆”前加“保义”二字以示尊重。同时，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元朝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吏，皆将岳飞视作忠义之士加以推崇。

　　入明之后，岳飞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朱元璋将岳飞誉为历代三十七位名臣之一，并下令使岳飞配享太庙。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封岳飞为“宋少保鄂国武穆王”，规定每岁岳飞忌日为腊月二十九，并派遣官员致祭杭州岳王庙。此举标志着岳飞从民间崇拜升格为国家祭祀符号。明宣宗朱瞻基则对岳飞作出全面界定，诗曰：“南宋推四将，岳飞为第一。”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曾重修杭州岳王庙和岳飞墓。康熙六十年（1721年），将岳飞从祀历代帝王庙。乾隆曾撰写《岳武穆论》，对岳飞给予高度评价，并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亲往汤阴岳飞庙祭奠。乾隆对岳飞的推崇，既是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也蕴含着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考量。

历代史书中的岳飞

　　岳飞蒙冤被害后，由于秦桧把持朝政，监修国史，有关岳飞的史籍遭篡改，将岳飞塑造为“指斥乘舆”的“跋扈武将”形象，严重影响了后人对岳飞真实形象的了解。那么，后世是如何了解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和精神的呢？

　　其实，当时的史官并未皆屈从于秦桧一党，如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便记载岳家军“行军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正是在这些史家的努力下，岳飞后代岳霖、岳珂在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完成《鄂王行实编年》，岳飞“精忠报国”的一生得以在史书中呈现。

　　岳飞得到平反后，世人开始了解他的真实形象。《金佗稡编》记载：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称赞岳飞的带兵能力是韩世忠等名将所无法企及的。杨万里、赵汝愚等名臣宗室也将岳飞、韩世忠并举为名将。

　　即便在金朝，金章宗也称赞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这种来自对手的认可，充分凸显了岳飞非凡的军事才能和个人魅力。

　　宋代以降，史书中逐步构建起一个对于岳飞的完整的史学评价体系。

　　元代，右丞相脱脱领衔修撰的《宋史》，高度赞扬了岳飞文武双全、仁义与智谋兼具的卓越才能，同时也对岳飞被害表示极大的惋惜。这种跨民族的历史认同十分难得。

　　明清两代，岳飞“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形象，成为史书中的一致性评价。《明太祖实录》记载：“帝观《宋史》至岳飞事，慨然叹曰：‘纯臣不可得也！’”

　　乾隆皇帝在对史书《通鉴辑览》的批注中，评价岳飞“锐意恢复，假使竟其设施，未必无成”。乾隆时期，四库馆臣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更将史可法等明末忠臣比附岳飞，构建起跨朝代的忠义谱系。

杭州岳王庙岳母刺字雕像。孔陈焱摄

杭州岳王庙寄托人们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敬仰和缅怀。新华社发

　　文学作品传颂的“岳武穆”

　　从宋元至明清，诗词、戏曲中对于岳飞的评价皆为歌颂忠良、抨击奸邪。关于岳飞的文学评价，从宋元时期歌颂之忠勇，上升为明清时期各民族共同崇尚的精神符号，其演进轨迹也折射出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进程。

　　据《宋元明清咏岳飞广辑》统计，南宋至清代的咏岳诗作多达2500余首。其中宋元时期作品以“忠烈”为基调，构建起“精忠报国——奸佞构陷——千古奇冤”的叙事范式。

　　入元以后，咏岳诗在继承宋人悲凉基调的同时，已开始突破君臣伦理框架，展现出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层思考。诗人张宪在《岳鄂王歌》中甚至设想岳飞在收到班师诏书时辞不受命，先直捣黄龙，再拜表请罪，表达出收复中原的豪情与壮志。

　　明代，咏岳诗篇标志着岳飞形象从“赵宋忠臣”到“华夏英烈”的质变。于谦在《岳忠武王祠》中以对比手法斥责奸臣议和，末句“不见将军奏凯歌”痛惜岳飞壮志未酬。高启的《吊岳王墓》以“大树不向北”喻岳飞气节，“上方请剑”“高庙藏弓”典故暗讽君主昏聩，末句借南宋皇陵湮没反衬岳飞精神长存。

　　以诗作对岳飞表达敬意与凭吊的方式，在清朝达到顶峰，仅乾隆皇帝一人便连作九首咏岳诗。他在《岳武穆墓》中写道：

　　读史常思忠孝诚，

　　重瞻宰树拱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恨，

　　义所重人死所轻。

　　梓里秋风还忆昨，

　　石门古月镇如生。

　　夜台犹切偏安愤，

　　想对馀杭气未平。

　　此诗前半部分赞扬岳飞精忠报国的一生，后半部分指责宋高宗君臣苟且偏安。

　　清代近1500首咏岳诗中，少数民族诗人作品占比达17%。比如，蒙古族人法式善就曾写下“红罗帜上岳字标，精忠之气砚宁销”的诗句。这些诗句充分显示，岳飞已然成为各民族共同尊奉的对象。

　　从宋元至明清，以岳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词，那就是“精忠”。然而考诸史籍，岳飞背刺为“尽忠报国”，而“精忠”实为宋高宗赐旗之语。

　　在明代以前，“精忠”与“尽忠”二者并行不悖，各有其专属含义。“尽忠”体现岳飞的理想抱负，是岳飞自身的价值目标；“精忠”是外部世界对岳飞价值的肯定，更易转化为超越朝代更迭的文化符号。

　　明代以降，“精忠”逐渐取代“尽忠”，成为主流表述。从杂剧《精忠旗》到小说《说岳全传》，文学作品反复强化“精忠”意象，最终使之升华为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

　　在民间由人向神的转变

　　当年，岳飞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天下闻者无不垂涕”。这种集体悲痛催生了早期的民间纪念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民众的哀悼并非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通过“绘像立祀”构建起新的记忆场域。百姓不仅自发在家中开展纪念岳飞的活动，还通过立庙奉祀的形式传承岳飞精神。

　　据《湖北转运司立庙牒》记载，岳飞去世后，邦人十有八九都为他画像祭祀。类似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民间已将岳飞由一代名将逐渐转化为守护神加以供奉。这种民间的自发纪念在宋元以后演变为制度化的信仰体系。在岳飞长期驻节的鄂州、死难的杭州和出生地汤阴，都建有规模宏大的岳飞庙，民众在此纪念和缅怀岳飞。

　　宋理宗将岳飞立为土地神，明王朝先后加封岳飞“靖魔大帝”等道教化封号，清代在杭州岳王庙设关岳并祀殿，台湾鹿港有奉岳飞为主神的敕建庙宇……这些都体现了民间信仰中岳飞由人向神的转变。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面对外国列强入侵时，各族儿女在岳飞“精忠报国”精神影响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尊严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使岳飞精神更加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永恒价值。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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