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中华文明形成时期，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儒家对“大一统”的思考、阐述和宣扬，对于“大一统”理念的形成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成为后世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上古时期，“天下共主”观念就已经萌生。《尚书·虞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尧弘扬大德，让家族和睦；协调百姓，实现社会和睦；协调万邦，实现相互合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轩辕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合符釜山”的情况。书中还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禅让”的故事，可见，当时中华大地已经出现“天下共主”的观念和实践。

　　夏商西周时期，“天下共主”的权威日渐强化，邦国数量锐减。《左传》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见，当时“万国”诸侯以大禹为“共主”，形成了大规模的邦国联盟。《后汉书》记载，商汤时期有三千余国，西周时只剩一千七百七十三国，反映出“大一统”趋势。夏商西周的王权具有支配“天下”的权威，诸侯邦国接受调遣和支配，说明当时已出现朴素的“大一统”观念。

　　这种情况在西周时期臻于极盛。周灭商后，把土地分封给周王室后裔、功臣、殷遗民等，通过分封制将中华大地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中，确立天子与诸侯的臣属关系，形成以周王为核心的国家结构和等级制度。《诗经·小雅·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观念的直白写照。《尚书·夏书·禹贡》将天下划分为九州，描绘了以王畿为中心的五服制度。《禹贡》核心内容源自西周，文本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将天下划分为州的观念，显示出西周已出现将诸侯邦国视为地方行政区的意识，五服制度则是当时初步的“大一统”格局的反映。“中国”的观念也在此时萌生。铸造于周成王时期的何尊所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yì）民”，包含了从地理、政治和文化上统摄四方的“大一统”思想意识和政治实践。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权威一落千丈，礼崩乐坏。诸侯兼并争霸，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面对这一局面，人们纷纷思考如何重建政治和社会秩序，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最具现实关怀和人文情怀，其主张对“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着力阐发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的礼乐文明，呼吁重建“大一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他在《论语·八佾》中表达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观点。意思是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了夏、商两代，何其丰富多彩，我愿意遵从周朝的制度。《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意思是说，孔子继承尧舜的道统，效仿周文王、周武王制定的典章制度。

　　孔子主张维护天子的权威和核心地位，维护政治权力的统一，并表现出中央集权的思想倾向。比如，《论语·为政》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当政者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所，其他的星辰井然有序地环绕着他。孔子倡导“仁”和“礼”，强调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思想和政治的统一，将德治和礼治作为维系统一的重要根基。《论语》有许多相关记述，比如“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孔子称赞齐国贤相管仲的功业，《论语》载“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孔子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记载了夏商周时期的礼乐文明，将“大一统”理念寄寓其中。他重视教育，这些典籍作为基本教材，成为儒家思想传承和发展的载体，对“大一统”理念的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孔子通过整理《春秋》，表达了强烈的“尊王”理念和对“大一统”秩序的追求。他在书中标榜“王正月”，尊奉周天子正朔，凸显周天子对于诸侯的权威和核心地位，维护政治权力的统一。他采用“春秋笔法”，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褒贬评判，赞扬西周的政治秩序产生“乱臣贼子惧”的效果。又如，《周易》的《易传》初创于孔子，成于孔门后学。《易传》将“太极”（太一）作为宇宙的原始本体和统摄性力量，提出“天下之动，贞夫一者”的观点。

　　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强调把伦理道德作为重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准则。他提出天下“定于一”的观点，主张以“仁政”和“王道”来赢得人心、统一天下，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荀子着重发展了孔子“礼”的思想，提倡将礼法规范作为重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准则。荀子宣扬“四海之内若一家”“群分合一”，提出“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他主张通过“援法入礼”“隆礼重法”来整合国家，重建“大一统”秩序。他认为君主应当拥有绝对权威，还提出“息邪辟之说”，以实现思想统一。荀子的“大一统”思想标志着儒家在政治哲学上的成熟，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整理和编纂的《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礼记》等典籍，也包含了丰富的“大一统”思想，尤其是《春秋公羊传》首次明确提出“大一统”概念。

　　此外，荀子的门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二人，分别从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上继承和发展了荀子在法的方面的“大一统”思想，推动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

　　汉朝建立后，董仲舒吸收荀学和公羊学，构建起“春秋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将“大一统”提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高度。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自此，“大一统”思想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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