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会沈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7200多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多年的城市建设史，自古便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渔猎文明交汇之地。各民族在这里交融汇聚，共同建设了沈阳城。历史上，沈阳城市建设经历三个重要节点：战国时期燕国设置候城、辽代建立沈州城、后金政权迁都沈阳。可以说，沈阳城市营建与发展，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密切相关。

　　城市风貌：多民族建筑风格相得益彰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上世纪90年代指出，“沈阳市有‘两宝’，一个是新乐遗址，一个是沈阳故宫。它们凝聚着这一方古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象征着沈阳历史文化鲜明的个性和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走进今天的沈阳市老城区，仍然可以见到清代沈阳城市格局的影子。

　　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浑河古河道北岸高台地，包括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新乐上层文化、郑家洼子文化以及战国、汉、辽、清代等多个历史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其中，新乐文化是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它填补了辽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文化的空白。遗址内发现50座半地穴居住址，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煤精制品等丰富文物，其中鸟形木雕艺术品是新石器时代工艺品的杰出代表。

　　沈阳建城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时，燕将秦开北却东胡，拓地置辽东郡，沈阳一带纳入其中。秦灭燕后，仍袭辽东郡。西汉承秦制，在今沈阳老城区置候城县，隶属辽东郡，也是所设中部都尉的治所驻地。《汉书·地理志》辽东郡条记：“候城，中部都尉治。”候城是沈阳主城区内最早见于正史的城邑，标志着沈阳由聚落向县治城市的转变。东汉时，玄菟郡治所迁至今沈阳一带。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期间，招纳管宁、邴原等中原名士，促进了当地农业与文化的发展。

　　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继任者皇太极启动都城建设改造工程，并将沈阳更名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城市定位由偏重军事性质的卫城转向综合治理性质的都城。城市规划在明代沈阳城的基础上展开，由中心向外部呈现出皇宫、内方城、外圆城、四塔寺形制。后金—清政权对沈阳城市的规划与改造，是一次成功融合满、汉、蒙古、藏等多民族优秀文化的城市建设实践。

　　首先，是对明代沈阳卫城的增扩。扩建后的盛京城由原来的四门增为八门，分别为天佑门、德胜门、抚近门、内治门、福胜门、地载门、外攘门、怀远门。一系列命名，反映出后金—清政权对中原政治文化理念的吸收。

　　其次，是对城市布局的调整。由于城门扩建，对应两门之间的主要街道从“十”字交叉变成“井”字交叉，城内区域划分也从“田字格”变成“九宫格”。正中区域为皇宫所在地，周围8个区域按照八旗组织、以8座城门为中心分布，每旗各据其一。其他功能区域的划分，则参考《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原则安排：大南门（德胜门）外建天坛，小东门（内治门）外建地坛，大东门（抚近门）外建太庙，皇宫南设理藩院、六部等机构，皇宫北设商业街市。中原城市规划理念，自然地融入盛京城市改造实践中。

　　四塔寺，是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年）敕建的藏传佛教建筑群，也称“盛京四塔寺”，是清代盛京城中一组富有特色的建筑群，由4座藏式白塔与4座寺庙组成，包括东塔护国永光寺、南塔护国广慈寺、西塔护国延寿寺、北塔护国法轮寺。东、南、西、北四塔寺均匀分布于方城四周，对皇城形成拱卫之势。在四塔寺与方城之间，曾经还建有一道近似圆形的“关墙”，为盛京的外城。有学者认为，这种内外城结合的格局与后金政权曾经的两处都城——费阿拉城、赫图阿拉城（均位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的格局相似，是满族城市建设传统的体现。

　　四塔寺自修建之初，就具有深刻的文化交融背景：在人员方面，工程指挥团队由汉族官员杨文魁、蒙古族官员参特黑、蒙古族高僧毕力克图囊苏等人组建，参与修建的工匠来自各民族；在建筑风格方面，四座白塔为典型的藏式覆钵式，与每座白塔配套而建的寺院又以中原汉式风格为主，多民族建筑风格相得益彰。

　　都城中心最著名的建筑——盛京皇宫，集中体现了各民族建筑文化精华，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大政殿、十王亭的布局体现了八旗制度，正如嘉庆帝在诗中所言：“大政据当阳，十亭两翼张。八旗皆世胄，一室汇宗潢。”清宁宫、凤凰楼等寝宫内，沿用满族传统民居“口袋房”“万字炕”的布局；文溯阁、戏台等建筑，采用中原汉式建筑风格；一些建筑的装饰，则运用了相轮、火焰珠等藏式建筑风格元素。

　　人口构成：各族人群频繁往来

　　在清代，盛京因其显赫的政治地位、重要的地理位置，始终是东北地区的大都会。来自各地的人员因经商、为官、驻防、屯田等契机，聚集于盛京城中，杂居共处。朝鲜使臣是其中一支身份鲜明、书写活跃的过客群体，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燕行录》，有不少笔墨落于盛京。比如，崔德中在康熙末年的纪行中，描绘了蒙古人形象：“上下所着一如清人，亦解汉音。”寥寥数语，道出了蒙古族与汉族在服饰与语言上的融合。雍正三年（1725年），赵文命到盛京慈云寺，见寺内“有西域僧自称天子师，僧为人甚魁伟”。透过这些使臣的零碎记述，可见彼时盛京城内各族人群频繁往来交流的景象。

　　各民族交融共生，为盛京城增添了几分繁盛之气。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朝鲜使者蔡济恭经行盛京城，写下诗作：

　　黄瓦鳞鳞间碧瓦，中天赫日照行宫。

　　别起牌楼十字街，列肆济济分西东。

　　高揭标号金作榜，锦绣珠玉堆玲珑。

　　天覆地载生万货，光怪昼夜霏彩虹。

　　五部衙门郁相当，沈阳将军官最雄。

　　一路东走接灵塔，车输白金齐华嵩。

　　有时皇帝谒陵至，飞腾万骑争虎熊。

　　万国使者问安来，跄跄执玉趋走同。

　　诗文详细描述了盛京城内辉煌的宫殿、繁荣的街市、兴盛的商业及清朝皇帝东巡、使者来朝等盛况。

　　商业贸易方面，盛京城中既有清朝政府掌控的官营贸易，又有来自山东、山西等地的商人行走营商，还有东北地区民众开展民间贸易。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将各地各民族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时代新篇：用好宝贵历史财富

　　鸦片战争以后，盛京经历了战乱、损毁，但承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遗产仍然屹立。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重建、更新过程中，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传统仍在赓续，深刻塑造了沈阳现代城市气质。1986年，沈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多年来，沈阳市不断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2004年，沈阳故宫、清盛京三陵（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分别作为明清故宫文化遗产扩展项目、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中街、北市作为清代盛京商业核心区域与多民族聚居地，已成为沈阳重要文旅商业街区；西塔周边成为沈阳特色文化街区，是展示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西关作为沈阳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典型代表，通过发展特色餐饮等产业，促进居民增收，为城市发展赋能。

　　从“内方外圆”的城郭形制，到“八门八关”的街巷布局，从沈阳故宫、四塔寺建筑遗存，到体现多元共生的功能分区，沈阳老城的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印记。从中街、北市成为热门文旅街区，到西塔、西关展现新时代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景象，今天的沈阳在守护历史文脉的同时，推动着城市不断创新发展。可以说，沈阳城既是体现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遗存，也是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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