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古称辽水或大辽水，是我国七大河流之一。其上游分为西辽河与东辽河两大源头水系：西辽河发源于河北与内蒙古交界处，东辽河则源自吉林辽源市，两河于辽宁铁岭市境内汇合，干流自北向南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区），最终在辽宁盘锦市注入渤海辽东湾。辽河全长1345公里，与浑河、太子河等共同构成一张覆盖约21.9万平方公里的庞大流域网络。

　　辽河流域地处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兼具山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形，既有适宜农耕的沃土，也有适合游牧的草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自史前时代起，便成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碰撞、交流与融合的舞台。

　　承载中华文明早期基因

　　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阶段呈现出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征，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作为早期文化区域之一，辽河流域特别是西辽河流域，是探源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区域。

　　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成果：距今5800年左右，西辽河地区已经进入“古国”时代。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中发现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大型礼仪建筑，以及大量不同规制的随葬玉器，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祭祀礼仪为核心的礼制文明。有考古学家研究认为，这是生活在此区域的各族群在持续交往、交流与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图腾崇拜与祖先信仰的体现。

　　红山文化与同时代的其他史前文化也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互动。考古学家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凌家滩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与红山文化高度相似的玉人、玉龙、玉龟等玉器，显示出史前时期跨区域的文化交流。有研究表明，辽河流域人群在不晚于红山文化时期就与黄河流域人群建立了密切联系。

　　从远达长江流域的文化互动到古基因组揭示的遗传联系，这些证据清晰地表明，辽河流域各族群间的交流不仅早已发生，更是催生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动力。苏秉琦曾指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如果将“由巫而王”“由祀而礼”视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路径之一，那么辽河流域诞生的红山文化可被视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见证各民族千年交往交流交融

　　先秦以来，辽河流域逐渐成为东胡、匈奴、乌桓、山戎、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族群交流往来的重要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势力北扩，在辽河流域设辽西、辽东郡，将中原“郡县制”引入草原游牧地区，开启了这一地区民族交融的新阶段。据《史记·匈奴列传》载，燕将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遂“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其中，辽东郡治所所在的襄平（今辽宁辽阳）等城池，成为战国时期中原政权经略东北边疆的军政枢纽。

　　与此同时，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司马迁的《史记》中，在古代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即“龙门—碣石线”。龙门位于今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处的黄河峡谷，碣石指今河北秦皇岛附近的碣石山，为渤海沿岸地标。《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都是中原地区所喜物资。随着郡县的设立，边境贸易日趋繁荣，草原地区的马匹、皮毛等不断输入中原，而中原地区的粟、黍、大豆等农作物也陆续进入草原，形成了早期的互补型经济格局，为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奠定了物质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辽河流域的民族交融与政治整合有了新特点。慕容鲜卑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建立前燕政权。政权结构上，统治者借鉴中原制度，广纳汉族贤士，逐渐形成了“胡人掌兵、汉人理政”的共治模式。教育方面，鲜卑贵族子弟在保留“春狩秋狝”游牧传统的同时，接受儒学教育。此外，慕容贵族还积极与汉族联姻，进一步推动了辽河流域的血脉交融。宗教信仰方面，佛教从中原传入辽河流域后，与北方游牧文化不断交融。北魏时期，龙城修建了东北地区最早见于史籍的佛教寺院——龙翔佛寺；位于今辽宁义县的万佛堂石窟佛像既有着中原的“秀骨清像”，又带着鲜卑的雄浑大气。

　　隋唐时期，辽河流域由隋唐统一管辖，是中央王朝重要的军事防线与边疆重镇。隋代，隋军与高句丽的多次战争强化了中原王朝在辽河流域的军事影响力。唐代，设立安东都护府与边疆军事藩镇，并逐步推行州县化管理。频繁的军事调动与政治安排使汉族官兵与契丹、奚、突厥、靺鞨、室韦、高句丽等族群汇聚辽河流域，为后来辽金时期更大规模的民族交融奠定了基础。

　　辽金时期，辽河流域先后成为契丹与女真政权的“核心腹地”，民族交融达到新高度。辽代创制的契丹文与金代创制的女真文，均以汉字结构为基础。同时中原汉语也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如“猛安”“谋克”（金代军政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编制单位及其主官名称）等词汇正是通过辽河流域的族群迁徙传入中原，出现在当时的汉文文献中。辽代，契丹人在西拉木伦河流域（今内蒙古赤峰境内）建立上京临潢府作为都城，后又在老哈河（辽时称土河，主体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境内）流域建立中京大定府（位于今赤峰宁城县）作为重要的陪都。

　　辽代创立的南北面官制，是因俗而治理念的生动实践，体现了中原与草原文明的智慧融合。契丹贵族、女真贵族与汉人文士同朝为官，逐渐熟悉并吸收对方的文化习俗，形成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共同体，为后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同时，官方主导的榷场制度（如辽设立的榆州榷场）进一步加强了辽河流域各民族的经济联系，中原的茶叶、绢帛、瓷器、粮食、铁器等与草原的马匹、皮毛、药材等相互流通，进一步巩固了中原与草原的经济互补关系。民间信仰方面，中原道教与北方萨满教相互借鉴，全真教在仪式中融入萨满教的歌舞、击鼓元素，简化道教斋醮科仪；萨满教亦借鉴道教的“斋醮消灾”理念，使其从单纯的“通神”向更多元的民生需求延伸。

　　元代，辽河流域凭借“腹里”（元代对中书省直辖地区的称呼）腹地与南北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场域。设立的辽阳行省，联通元大都与东北腹地，通过驿站网络将女真、蒙古、汉等族群紧密串联。同时，元朝推行大规模屯田与匠户迁徙政策，大量农业、手工业人口涌入，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生态，形成了农耕与渔猎互补共生的局面。来自中原的农户向女真、契丹等族群传授垦荒与水利经验，北方民族的骑射技艺与畜牧业知识在民间流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与道教、萨满教共处并存，各民族的节庆习俗相互交融，共同构建了辽河流域多元并存、互动共生的分布格局，对后世东北民族关系的演进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辽河流域与大一统王朝的联系更加密切。明代通过辽东都司的军屯体系和马市贸易，使汉与蒙古、女真等族群形成了稳定的经济文化互动，为辽河流域的经济社会注入新活力。至清代，统治者通过八旗制度将辽河流域的汉、蒙古等部分人口纳入统一组织，同时实行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创造性地吸收儒学传统，将“道统”与“治统”合二为一，增进了各族群对清朝统治的认同。清末“柳条边”（清朝初期在东北地区修筑的边界设施）封禁政策的逐步放开，大量中原人口的迁入，促进了东北行政建制的改革，加快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

　　从交通枢纽到国家战略通道的辽西走廊

　　上世纪80年代，西辽河流域被费孝通称作“燕辽文化区”，他在提到“民族走廊”这一民族学概念时讲到“东北几个省”，主要就是指“辽西走廊”。辽西走廊由大凌河廊道和傍海道组成，处于内蒙古、辽宁、河北三省区交界处，是辽河流域西接华北平原的交通咽喉与地理纽带。商周时期，大凌河廊道已见雏形，成为当时的常用道路。位于渤海西侧海岸沿线的傍海道，由临渝关（山海关）出发，沿渤海西岸向东北延伸至辽东地区。辽金以前，傍海道就已出现，但并不通畅。辽金后，随着汉、契丹、女真等族群人口迁入，此道逐渐通畅。至明清时期，辽西走廊成为沟通东北地区与中原的命脉要道。

　　自古以来，辽西走廊是各族群迁徙往来的重要廊道，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女真、汉等族群都曾在辽西走廊一带迁徙聚居。历史上，辽西走廊是东北亚藩属朝贡体系交通网络的核心，汉代控制燕北五郡、隋唐征伐高句丽、明清控制东北边疆，都要通过此处。当代，辽西走廊属“环渤海经济圈”和“辽宁沿海经济带”，是辽西地区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先导区，对于振兴东北有重大意义。

　　辽河之水，千载奔流，不舍昼夜。它如同一部摊开的无字史书，河床深处沉积的，是中原的稻香、玉龙的灵光、契丹的古歌、女真的骑射与关东的炊烟。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故事在此汇聚、碰撞、融合，最终淬炼成辽河流域坚韧、包容、创新的文化品格。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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