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河，古称濡水，发源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蜿蜒曲折流经河北、内蒙古两省区，最后在河北省昌黎与乐亭县交界处流入渤海。滦河由大小500多条支流汇集而成，流域总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总体上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主要分为坝上高原、燕山山地和南部平原三种地貌特征。

　　滦河流域是典型的草原向中原地区的过渡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既有广阔的平原和山地，可以种植农作物，又有适宜的草原和丰富的森林资源，可以发展畜牧业，滦河流域南麓和北麓的文化兼具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特点。因此，滦河流域也是理解中国北方不同区域复杂性与连续性的一大关键区域，勾勒出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交流融合变迁图景。

　　“过渡地带”的时空连续性

　　关于滦河的记载，在汉代文献中首次以“濡水”之名出现，《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其名称和地理特征。唐朝末期始称“滦”。滦河上游称闪电河，其源流众多，形如闪电状分布在广阔的坝上高原区。

　　滦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交织。早在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今河北迁安境内的滦河沿岸的爪村就有人类居住，这里出土的骨锥和骨针被誉为“华夏第一锥”。大约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地处滦河岸边的今迁安安新庄一带已具备高度文明特征，大批打制石器以及各种黑、红陶片的出土，见证了这里曾经的辉煌。

　　先秦以后，滦河上游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壮大的摇篮，更是中原地区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治交往、经济联系、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最为活跃的地区。在漫长的岁月中，滦河流域曾有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奚、柔然、敕勒、女真、蒙古等诸多族群活动。早在西晋年间，鲜卑人拓跋禄官就曾将濡源以西作为亲辖之地，并逐步形成代国和后来的北魏政权，其影响波及整个北方地区。

　　到了辽代，辽景宗与萧太后曾在闪电河西岸（今河北张家口市沽源县境内）构筑殿宇，帝后及大臣经常在此纳凉避暑，以至于沽源县境内的一处造型奇特的建筑，一直被认为是萧太后的梳妆楼。但根据之后的考古考证，这一建筑实为元代贵族墓葬的地面享堂建筑。

　　金世宗时期，曾下令在滦河上游闪电河流域的曷里浒东川草原建造供避暑之用的景明宫。大定八年（1168年）盛夏，金世宗来此避暑，看见满滩遍野的金莲怒放，遂将其更名金莲川，“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意”。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滦河上游的大草原深处锡林郭勒一带修建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在建立上都之前，此处为开平府，是元朝北连漠北、南控中原的政治中心。元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下诏改开平府为上都。作为元代“两都巡幸制”中的草原都城，元上都在城市选址、布局和设施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融、包容开放的建筑特点。元朝还在此设立上都路，成为历代皇帝巡幸的重要区域。元代诗人袁桷曾作《滦河吟》，其中写道：“滦河上游狭，涓涓仅如带。偏岭下横渡，复绕行都外。颇闻会众潦，既远势滂沛。虽为禹贡道，独与东海会。乃知能自致，天壤无广大。”鲜明呈现了这一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重要的地缘价值。

　　明代，滦河上中游区域由蒙古瓦剌部、鞑靼部控制。为了沟通长城内外及供应军需，明朝积极发展滦河下游的漕运。明洪武八年（1375年）五月，颍川侯傅友德在北平筹备边防之时，奏请开挖青河、滦河故道以通漕运。朱元璋对此提议颇为赞许（滦州知府陈维成《复海运议》）。成化十七年（1481年），“管粮郎中郑廉请自丰润还乡河通漕永平。说者谓由榆水还乡河东导陡河抵沙河，通陷河而及清、滦，即运道所经也。庾水非滦所通，沙河淤烂，溢涸不时，所以随行随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的是管粮郎中郑廉提议从丰润还乡河开展漕运，路线为自还乡河东行，经陡河至沙河,越过陡河后,再抵达清河、滦河。之后，滦河漕运始终为明代朝政大事。据《乐亭县志》记载，明代的滦河上起承德下板城、下至海口，航运河道长247公里，重点码头21个，并可由河通海，南抵山东烟台，东达辽宁大连、营口，西至塘沽、天津，可谓四通八达。

　　清代，康熙帝选定滦河中游，即今承德地区建立皇家猎苑木兰围场，并决定每年在此举行“秋狝”活动。其间，康熙及之后的雍正、乾隆等皇帝与蒙古王公都曾在此共同围猎,并进行野宴、会谈、赐婚等活动。在历经康雍乾近百年时间，清朝又在承德地区建成著名的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成为清代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举行会盟大会，共商国家统一、各民族共同发展大计。为了纪念这次会盟，应蒙古各部首领请求，清政府在多伦诺尔敕建汇宗寺。汇宗寺具有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是汉、满、蒙古、藏等多民族建筑艺术融汇合一的展现，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理解元、明、清滦河流域的时空连续性

　　中国历史场景下的过渡地带，既是一种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景观，同时也构成了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景观，并因此形成具有整体性的朝代连续性时空。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生态过渡地带的人文—地理的整体性理解也更加具体而深入。

　　从元代到清代，滦河流域的王朝实践，展现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场景，构成理解农牧过渡地带地理空间的一系列重要符号。滦河流域，特别是锡林郭勒地区的诸多人文—地理景观，跨越了不同的朝代时空，并经由滦河流域生态地理区域的整体覆盖，构成了具有过渡地带特质的区域共同体。这种区域共同体并不局限于某一王朝横断面上的区域政治—文化场景，而是更具时代延续性以及整体性。这种延续性与整体性改变了王朝横断面上区域场景的孤立状态，推进了我们对于边疆场景及其内部关联与复杂结构的理解，并折射出整个北疆与中原具有阶段性同时又呈现连续性的整体时空特征。

　　为了更加全面认识了解历史场景，在具体的观察层面，我们可以把时段提至更早的时期。在金代，滦河上源的金莲川区域就呈现出独特的地理价值。《金史》记载，对于金世宗将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成为金朝皇帝夏季办公、居住及游猎的场所，当时的大臣如许安仁等人担心此地过于偏远，不利于紧要时刻的政治决策。金朝大臣的顾虑，成为后来元、清两朝认识这一区域地缘价值的重要关注点。例如，元初参与核心政务的刘秉忠曾作《过界墙》一诗，其中写道：“地老天荒雪亦苍，车声轧轧转羊肠。短衣蓬鬓沙陀路，一岁三番过界墙。”其中一年三过界墙的叙述，体现出对金莲川地区在金元交替之际军事、政治复杂性的认识与感慨。

　　元末明初周伯琦《赋得滦河送苏伯脩参政赴任湖广》云：“清滦悠悠北斗北，千折萦环护邦国，直疑银汉天上来，摇漾蓬莱云五色。蛟龙变化深莫测，金莲满川净如拭。銮舆岁岁两度临，雨露同流草蕃殖。长亭短亭来往人，朝夕照影何尝息。相君亲授临轩敕，紫骝嚼啮黄金勒。却从江汉望龙冈，三叠晴虹劳梦忆。”这首诗通过描绘滦河与元上都（金莲川）的壮丽风光、皇帝巡幸的盛况以及都城的繁华，歌颂了元朝的强盛与一统，并表达了对友人的送别之情。

　　进入清代，锡林郭勒一带的图景又有所变化，跨区域贸易在这里如火如荼。清代屈大均的一首《上都》，描述了这一地区互市贸易的繁忙场景：“墩夹边墙内外长，纷纷庐落绕牛羊。白貂绿马边头贵，争换红盐向市场。”曾于清道光年间任驻藏大臣的斌良作《商都杂兴》组诗，其中一首曰：“戈壁苍茫万里途，盘车北上塞云孤。海龙江獭鱼油锦，贸易新通恰克图。”这首诗印证了多伦会盟之后，商都（即上都）周边的多伦诺尔与边地贸易的繁盛场景，即便是海龙、江獭、鱼油锦等沿海与内地特产，也来到此地周转贸易。

　　乾隆帝为了厘清滦河源头的诸多争议，曾命时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考察滦河源头，但最终未能明确，后又命侍卫努三瓜尔佳（后官至蒙古都统）再次考察，方得以明晰。乾隆帝随后作《滦河濡水源考证注》一文，对滦河在中国山水秩序中的位置及其源流作了新的定位，其中写道：“夫江、淮、河、济，中国之四渎也，其地大物博较之滦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贡》以数语尽之，兹注濡水数千言犹有未尽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盖得其简则是以提要，欲其译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语言不同，人迹罕见，斯固难易所由殊。然则就同文韵统会中外而传濡水之实拒不在此时乎哉？……盖滦河先经金莲后至上都。伯琦咏滦河而兼及金莲，殆指河流所经言之，修《元史》者直以为滦出金莲川中，误矣！”乾隆帝的这一论述提供了一种将滦河与传统四渎并称的可能性，进而将滦河上游区域与中原连接了起来。

　　千百年来，滦河水源源不断地滋润着河北、内蒙古的沿线各地，见证了北方草原与中原大地的碰撞与交融。从匈奴驰骋到元上都的辉煌，从明代漕运的繁盛到清代木兰秋狝的壮观，滦河流域始终是各民族血脉相连、多元文化共生的生动缩影。这条河流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过渡带，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时空载体。滦河在群山平原间蜿蜒前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连缀起过去与现代的文明脉络，奔向包容开放的明天。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及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资助项目“内蒙古边疆治理中的景观建设：历史实践与当代价值”（2025NDE13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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