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商人群体日益庞大，逐渐形成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商帮。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和纸张业闻名，是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曾有“遍地龙游”之谚。
龙游地处浙江中部偏西南，居于金衢盆地，地势开阔平坦，交通便利，为商品流通和商贸往来创造了客观地理优势。龙游商帮经营范围极广，珠宝、印书、丝绸、采矿、屯垦、海外贸易等均有涉猎。在经济实力、文化素养与经营智慧的多重支撑下，龙游商帮逐渐崛起，并形成了勇于开拓、不畏艰险、善于创新的特质。
龙游商帮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些龙游商人深入西南地区，形成横跨东西的贸易网络，不仅推动了江南与西南的区域经济互补，也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各民族的共生共荣，展现了古代民间商业活动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独特作用。
龙游商帮贸易与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经济互动
据史料记载，自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龙游商人偕同江西安福商人进入西南地区进行屯垦与商贸等活动，对融洽当地民族关系、推动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加强，西南地区广设儒学，优待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许多土司家族及知识分子积极学习儒家文化，西南各地出现大量义学、社学等机构。当时，一些龙游商人将江南刻印的儒学经典、科举范文成批贩运至西南，在云南、贵州等地形成“典籍供应链”，加速推动了儒学典籍的传播。同时，龙游商人广泛收集西南地方志、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如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傣族《贝叶经》抄本等，并将其带回江南刊刻。通过整理《云南通志》《百夷传》等文献，中原学者得以系统认知西南族群的社会结构，为明清“改土归流”政策提供知识参考。
在物资流通领域，龙游商帮的作用也尤为显著。清代《龙游县志·人物志》记载，以李汝衡为代表的龙游商人以四川为枢纽，将江南丝绸经茶马古道运至云南，再换取三七、天麻等药材返销江南。在江南市场，三七从“蛮方野草”变为“金不换”的珍贵药材，价比黄金；在西南山区，丝绸融入各民族日常生活，如黔东南苗族将苏杭绸缎裁剪为盛装衣襟“乌摆”。
明清时期，龙游纸商将衢州竹纸销往西南地区，最初用于书写汉文契约，之后这种竹纸迅速嵌入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在云南大理等白族聚居区，江南纸张替代传统树皮纸，成为当地传统楹联的书写载体，大理喜洲镇本主庙楹联“威镇西洱河，恩庇苍洱境”，其书体明显受江南楹联文化影响。为适应西南地区蚊虫多且潮湿的环境，龙游纸商还为当地彝文典籍书写提供特质材料的“毕摩纸”，客观上参与并支持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龙游商帮与西南地区的社会文化融合
龙游商帮的商贸活动丰富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形态，同时，商人群体还通过婚姻、语言、习俗等社会网络建构，推动江南与西南的深度融合。正如明代王士性《广志绎》所言：“西南夷汉之交，商为之纲，纲举则目张，虽异俗可渐化。”
在婚姻方面，为在西南立足、稳固商业根基，龙游商帮积极与当地大族联姻。如明万历年间，迁居姚安府（今云南楚雄）的龙游商人傅春元家族，其子傅继勋娶姚安土司高氏女为妻。此举不仅为龙游商人带来了盐井开采权、马帮通道等关键商业资源，更在血缘上促进了汉彝融合。
在语言方面，频繁的商贸往来催生了兼具实用与文化整合功能的混合语——“商话”。龙游商帮在茶马古道沿线设立会馆（如大理龙游会馆、丽江浙闽会馆），主导市集交易规则，制定以江南官话为语法主干、嵌入各民族核心词汇的混合语标准。在丽江，龙游马帮的驮头通常都掌握汉、藏、纳西三种语言，马帮语言中，茶称“腊”（藏语）、盐曰“搔”（纳西语）为通用语汇。这种语言创新有效消弭了文化隔阂、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认同。
在习俗方面，龙游商帮通过资助建设民间信仰场所，在精神层面构筑情感桥梁。在云南大理，龙游商人于明万历年间捐建观音堂，碑文记载：“商贾辐辏，汉僰（白族）同奉香火，市廛之中，佛号相闻。”同时，龙游商人积极参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如傣族泼水节期间，“汉商携锦缎、瓷器和傣人互易，共沐佛水，击象脚鼓为乐”。这些习俗活动超越商业活动本身，成为龙游商帮与当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推动力。
从儒学典籍与地方文献的双向流通，到丝绸、药材、纸张在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再到婚姻、语言、习俗的社会性融合，龙游商帮的商贸活动促成了中原文化与西南文化一场深刻的对话。龙游商帮的实践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依赖于上层的政治治理与文教浸润，同样依赖于无数像龙游商帮这样的民间力量，在日复一日的往来互动中自发地完成连接。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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